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之發展
   作者:唐君毅
   輸入:林六呆
   提供:城鄉台灣 /http://folkdoc.com/

       

【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發展之四階段】

       本文談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之發展,主要是根據我個人之所聞所見與所感,加以直述,而不是根據六十年來之史料,加以分析論列。我寫此文之動機,亦不重在敘述過去;而重在以過去為鑑,以致我個人對於現在與將來的中國青年的期望。

       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之發展,可以略分為四個階段。各階段有各階段的長處,亦有它的缺點。皆可以為今後之青年之鑑。今先從長處方面說此四階段。

       六十年前今日,是興中會成立第二年,亦即中山先生第一次謀在廣州舉義失敗,而陸皓東被捕成仁之一年。以後直到辛亥革命之十六年中,有秋瑾、徐錫麟、譚嗣同、鄒容,及黃花崗烈士等,相繼殉難。他們都是青年。為了復興中國,而不惜前仆後繼。關於這時代的革命青年精神之記述,我最愛讀的是馮自由的革命逸史。這時代的青年之所以能慷慨奮發,他們心中的理想人物,是文天祥、史可法之流。他們的精神,亦即中國傳統文化中,以丹心碧血,成仁取義的儒家精神。這從他們的言行,處處可以證明。這精神是中國在近代受西方文化政治經濟勢力之衝擊壓迫後,中華兒女為了達革新中國之目的,而表親的一種最崇高偉大神聖的犧牲精神。這犧牲精神,在底子上說,是純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但同時是為革新中國,復興中國。故與文天祥史可法等傳統的氣節之士,為保存故國山河,中原文物,而犧牲個人者不同。這是一種為開創未來時代,而不惜犧牲個人之精神。此卻有似於西方之革命家之精神。因而這種精神雖在底子上是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然而同時是以一新形態表現。所以後來國民政府定黃花崗節為青年節,我認為是對的。中國之新青年精神,實乃從此時代之青年精神開始。此時代之青年精神,是真正能繼往而又能開來。因其是既根於中國之舊傳統,而又有一新形態之表現的。

       中國六十年來青年精神發展之第二階段,應當是五四運動前後之青年精神。五四運動,在根本上,是學生反對喪權辱國的條約之政治運動。這與辛亥革命前先烈們之革命運動,純為對本國政府的不同。亦與先烈們之精神,表現於犧牲自己者不同。五四運動,是始於青年之自覺的要求保存國家之權益。五四運動中的學生們,可以去打外交部,毀外交部長的住宅。這事本是非法的。但是這同時是中國學生,自覺其愛國精神高於當時之政府之客觀表現。知識份子當以天下為己任,本是中國文化精神之一端。但在過去的中國知識份子,至少須通過表面上的忠君,才能作以天下為己任的事。此中即可有一精神上之委屈。此精神之伸展,便理當發展出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之精神,是政府與人民平等,不自居人民之上,而且共同在遵守的憲法下活動。但是在中國過去君臣之名教大防中,政府畢竟在人民與一般知識份子之上。因而要發展出中國民主政治,中國知識份子在民國成立後,勢須再一度客觀的表現一種視「不能保護國家權益的政府」若無物的精神。此即五四時代學生打外交部的非法活動之所由生。說其是非法,是因在民主的立憲國家,亦不當有此事。這表示當時的學生之意識n尚非真正的民主的立憲國家之公民的意識.。但是這運動,亦表示中國知識份子,真感到「政治必需民主,才能免於喪權辱國之事」的迫切要求之開始。在五四運動以後至今,這迫切要求之成為一求政治民主的潮流,此對中國過去的歷史而言,畢竟是一劃時代的事。

       五四運動是一種青年運動,其中表現一種新的中國青年之精神。過去時有人爭論五四運動是誰領導。有人說是由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人領導的;有人說是由孫中山一直在南方領導的反北洋軍閥之政治運動,所間接影響而成的;共產黨則說是當時的共產主義者領導的。這些爭論,實都是枝葉。在根本上,五四運動只代表一時代的青年精神。當時全國學生之響應北平學生之活動,只是一愛國意識。百年來的中國人,一直的願望,本來就是要復興中國。故無論說誰領導,都不重要。因為誰都可以領導,而實際上誰都不配居領導之功。這只是一時代之青年精神,自己在領導自己。這精神是辛亥革命前之犧牲自己的青年精神,發展為一種永保持國家權益;而要干涉政治,主宰政治的精神。這精神使青年認識政客,官僚不是國家之主人,同時自覺他自己才是國家民族之生機之所在。因而五四時代的青年,有一種不願受什麼現實的勢力,傳統的習慣,和一股社會文化風氣的束縛,而尊尚個人自由,新鮮活潑的朝氣。這個時代青年精神之價值,是我們所不當否認者。唯今言中國現代青年精神者,只知一五四運動。則不足為訓。

       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之第三階段的發展,是國民革命時代的青年精神。國民革命是一打倒北洋軍閥,與反帝國主義的運動。這是承五四運動時代之政治意識之進一步的發展,而為中國現代之知識份子。要求改革內部政治,並求解除外來束縛之具體的革命實踐。余生也晚,在五四運動時,我還在小學讀書,只記得參加愛國遊行的事。但在國民革命北伐前,我已在北平讀書。親見這時代的有志青年,紛紛由北而南,從軍革命。留下的,亦不願停滯在新文化運動時代的思想家、學者的思想。當時青年的心理,是看不起個人自由主義,而願投身革命組織:參加國民黨、共產黨或其他政黨,以救中國。此時青年精神,是一種寧犧牲個人自由,而服從集團之紀律,以救中國之精神。這與辛亥革命前之青年精神,是以個人之碧血丹心為革命而犧牲不同,這與五四時代之青年之只有一籠統的愛國之情感衝動亦不同。這時代的青年,是由理智以自覺的了解,只賴個人之力不能做什麼,必須集合同志,乃能作救國之事業,因而自願投身於一政治集團,以組織之紀律,約束自己。這時開始有劃時代的學生軍參加北伐,在丁泗橋作戰,首打敗了吳佩孚這時我認識不少青年,都是分別為其所屬之政黨,所信之主義奮鬥,而流離顛沛,而被捕就戮。這些人雖然名不見經傳,然而他們仍各有一段精神,可永垂天壤。這亦決不容五四時代的人與後人,忍心抹殺其價值者。

       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之第四階段,是抗日時期之青年精神。國民革命時代的青年精神,是反對帝國主義。而國民革命成功的結果,是產生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終於日本帝國主義之鐵蹄,橫掃中原。這時政府西遷,而千千萬萬的中國知識份子,中國青年,亦退卻至中國之西南半壁。這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之一最大的悲壯劇。這時我在大學教書,親眼看見聽見無數江南塞北的青年,徒步轉徙數千里,到大後方讀書。衣不被體,食不飽腹,其苦況較今之調景嶺之難胞,或尚有過之。但是他們安之若素,一年、兩年、四年、八年,等待,期望。終於日本投降,然後回家拜見父母。這時代的青年精神,據我所了解,與以前之青年精神之不同者,在其最能脫去中國從前知識份子的一些習氣,辛亥革命的青年之從事革命,有些常不免一種舊士大夫的矜持氣。五四時代的青年之愛國,與講新文化,新思想,如其談戀愛,常不免一種中產人家的少爺小姐氣。國民革命時代的青年之從事革命,則常帶一種五四以來新知識份子之浪漫氣。但是在抗戰時代之青年精神,則大體說皆較能脫去這些習氣。其生活是更平民的,艱苦的。故其意識亦是比較樸實的,少浮華的。從整個來說,我所最喜歡的青年,仍是在抗戰時期,由前方流離轉徙至後方的青年。而這些青年亦即對抗戰後之政府最失望,而被共產黨裹脅以去,而支持共黨統治大陸的青年。這真是一最可悲的事。

       如果我以上說的不錯,則六十年中國青年之精神,實隨時代而發展。一時代的青年精神,有他特殊的可愛處,可貴處。辛亥革命前的青年精神之可愛處可貴處,在表現中國傳統文化中之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之精神。五四時代之青年精神之可愛處可貴處,在其表現中國知識份子要求主宰政治,改革社會的一股新鮮活潑的朝氣。而此兩種精神,都是直接在青年個人身上表現的。至於國民革命時代之青年精神,則是通過對政治集團,對主義信仰的獻身而表現。抗日時期之青年精神,則通過對民族的抗戰事業之忠誠而表現。這些事,我們不要因其太近,而忽略其價值。這都是為炎黃子孫的中華青年之永遠的光榮。我們亦不要想:表現這些青年精神的青年,有些已死了多年,或其墓木已拱。亦不要想:一度表現這種青年精神的人,今成中年老年,他們已不復再能表現同一的精神,以至把他們在青年時代會表現過的精神,亦忘記了。我們不必為此等等致其嘆息。我們看時代精神之行程,可是不著眼在任何特定個人。個人死了,個人不能繼續表現其原有的精神了,只是個人的事。但是那種「精神」,只要曾經存在,其中有一價值,則此價值即存於永琱坏@界中,我們亦永當肯定其中之價值。而此價值,亦永遠可為我們所不忘,而永存於我們之心中,以永遠去啟發後來的青年精神。

【各階段之青年精神之缺點】

       但是我們一方要承認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的價值,亦須知道他們的缺點。如果莫有缺點,為什麼由六十年來之青年化成的中年、老年為中堅份子所組成之國家,會弄到這種田地。對於六十年來之中國青年,首先我們發現十幾乎是一般的現象,乃方才我所說已暗示到的,即六十年來的中國青年之優良的青年精神,在其到了中年老年,便幾乎都很難保持下去,亦很難在他個人身上,發展出更高的精神,或其他的優良精神,以成就他的中年與老年。於是此更高的精神、其他的精神,只好讓後來的青年來表現。當青年成為中年與老年,即絡續趨於精神之停滯與墮落。這不只是此六十年中年老年的悲哀,亦即是青年自己的悲哀,民族的悲哀。在中國古代與西方,似都不是如此。而今後中國青年,所面臨之最大的考驗,即如何去掉六十年來青年精神的缺點,以求如何保持其優良的青年精神至中年與老年,或在中年老年能發展出更高的精神及其他的優良精神。如其不然,則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今日之青年之前途,仍是悲哀的,而民族的前途,亦仍是悲哀的。

       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之各階段之共同缺點,如具體點說,則照我的意思,是在其精神之價值,皆只表現於消極的破壞的方面。首先辛亥革命前之烈士之悲壯成仁,只是為要推倒滿清。這價值是在消極的破壤的方面。這個時代之青年精神,汪精衛在當時,亦是有的。所以他能作出「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詩。我們當然不能說黃花崗的烈士,如生存下去,後來亦會當汪精衛。此是厚誣先烈。但是只是消極的推倒專制黑暗之革命精神之不足建國,卻見於民國成立後最早數年中,革命黨人之反為人所厭棄的事實。這個事實,今之國民黨人,或不願意提。後來的青年亦多不知。但是民國初年的輿論,並不喜歡革命黨,卻尚可徵考。這原因我想不只在北方舊勢力之有意的摧殘壓制,這亦是因當時之革命黨人最初的革命精神,本身仍是偏於消極的,破壞的,原不足擔當積極的建國之大任。

       五四違動時代的青年精神之缺點,仍在其不免只表現消極的破壞的價值。當時青年之一股新鮮活潑的朝氣,誠然可愛。但與之相配合的新文化運動之精神,則所重只在批判懷疑,打倒禮教與孔家店,並倡文學革命等。這時代青年之新鮮活潑之朝氣之價值,便仍表現在消極的破壞方面者為多。這時之青年如胡適之等,所提倡之個人自由思想,民主科學思想,誠然是與五四時代之青年精神要求相配合的。但是民主精神不表現於立憲的政治制度之運用,則不能有積極的政治成果,只是一反當時政府之政治口號而已。自由精神如不是一道德上自由精神,又不表現於具體人權之爭取,求訂之於制度。由法律以保障之,則終歸於一種精神之放縱,與個人之浪漫情調而已。亦不能有成果。由於當時之提倡科學,使中國後來多少出了些科學家,與其他學者。這些人即大陸淪陷前學術界教育界之重鎮。然而這些科學家,後來都多是贊成共產黨的。這當由他們的缺乏一種整個文化意識,與健全的政治意識。這些科學家學者中,當然有許多特出人才,亦有可值得敬佩的人格。但亦不少真是為國民革命時代,及抗日時代之熱情青年,所看不起的道地的個人主義者。這些人多自西方留學歸來,只知羨慕西方。其在中國,如只是寄居。其寄居中國,只知道他個人之學術自由,思想自由,與社會地位是重要的。除此以外,說什麼國家民族,歷史文化,他們動輒視為空論。實則此只表示他們對此等等,並不真正關心。最不好的事,是最近一二十年我在大學中任教,我又隨處發見這些人在學校中,政治場合中,特喜歡互相詆娸、譏剌排擠、傾軋。說起來每個人都是五四時代新文化運動時代風氣培養出來的專家,就是心量褊窄,作事缺乏合作精神。在這點上,我總覺他們趕不上後來參加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青年,比較能團結、能合作。亦趕不上抗戰時代出來的青年,他們比較民族意識強,作事比較不計較個人地位,能吃苦。二十年來中國政治社會之領導人物,多是五四時代的青年人,所化成之中年老年人。我們可佩服欣賞他們在青年時代的朝氣,但是我們亦不能不承認此朝氣中,仍有某一種缺點。此缺點正是在實際生活中,不免傾向於一道地的個人主義。至於他們之口頭上的個人主義之理論,則琱ㄖK只是拿來批判、懷疑,打倒他個人以外的一切,由孔子、禮教、社會風俗、傳統文化到自己以外的其他一切個人之用。這確是一很槽的事。

       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第三階段之缺點,乃由國民革命之反軍閥、反帝國主義,原是一消極的革命事業而來。此時代青年精神之長處,在能放棄個人自我,為政黨、主義信仰而犧牲。此是可遙契辛亥革命前之先烈精神的。這時代許多熱血青年,都為革命為黨爭而死了。但是國民革命成功,國民政府成立,卻一方是五四時代出來的人來居高位,一方則是尚存在的從事國民革命的青年,化成要求以一黨治國的中年。這時要以一黨治國的中年,不似五四時代出來之人之毛病,在好個人之高位,其毛病在好一種集體的權力。由是而產生無數的黨爭與黨內之派系鬥爭。國民黨以派系鬥爭而離散。共產黨之派系鬥爭,則將與其存在俱始而俱終。何以能為黨而犧牲個人的青年,會化為集體的好權者?此中之理由,在其最初之為黨而願犧牲個人之精神之本身中,即未能免一缺點。即其願犧牲個人以為黨之精神,乃一面放棄自己個人之見,一面即執著黨見。故當其革命成功,即要以其黨見宰制國人,要以黨治國而專權。凡以一黨治國之事,行之既久,終必使國民離散。因以黨治國之一念中,已將國中人分為黨人與非黨人。此一念已將國民離散。國民政府之失大陸,其最初原因在此。但其行憲,已使此事成過去。共黨則正向此而趨,而其專政,必不免使民心離散形成內部派系之爭,亦理之所必至,而決無可逃。

       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之第四階段之缺點,則在對日抗戰本身,仍是一消極的事業。抗日時代之青年精神之可貴處,在其能為民族國家,而甘心流離轉徙,從軍抗戰,受苦受難。但此仍是一消極的忍受反抗之精神。因這個精神在根本上是一忍受反抗,故當所反抗者去,而此忍受反抗之精神。又未得其轉化為積極的建國精神之道路,亦不與積極的愛護中國文化而加以發揚,及積極的尊重人性、人道、人權之精神,相俱而行,則終必為反抗政府之共黨之所利用,而助其得勢。此即抗戰時代之青年精神,所遭受之悲劇之所由成也。

【中國今後青年當表現之新精神】

       我們如果了解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之四階段之價值與缺點所在,便知中國今後之青年當表現之新精神之何所做。

       我們了解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之共同缺點,在其所表現之價值,皆偏在消極的破壞方面,便知今後有價值的青年精神,當求表現於積極的創造建設方面。建設什麼?建國,建立自己之人格,學問,知識。這是一老話。但是我們須重新細解其涵義。今日時代之青年精神心不是說不需作消極的破壞工作。有如我們要反對俄國之帝國主義與大陸之極權的政治制度,此工作仍是消極的。但是此消極的工作,是根於我們之積極求建立一民主國家,積極的永保存和發揚中國文化之要求,積極的奪重人性、人道、人倫、人文和人權之精神。而這個積極的目標之達到,並不能以極權的政治制度之推翻為已足。這目標我們即以畢生之力以奔赴之,由青年,而壯年,而中年,而老年,尚不足以完全加以實現。這是我們之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永不能完的事業。而我們如真知其永不能完,並願窮畢生之力以赴之,此「真知」即同時可保持我們現在之青年精神於壯年、於中年、於老年、以至於死,而將永無精神之墮落之憂。此點我希望青年朋友們,多多去從根認取,從根參悟,由此再去取法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之四階段之長,而轉化其意義與價值。

       我們說辛亥革命前的青年精神,是一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為成仁取義,而不惜犧牲生命的精神。這種精神,當然值得我們崇敬並加以取法。但說到犧牲生命,這話不能出自他人之口。我們不能要別人去犧牲生命。而且由為國犧牲,而血食萬世,留芳千載的機會,亦非人人可得。當文天祥、史可法、與陸皓東、林覺民,不是人人都有份的。但我可以換一句話說。實際上人人都可在其生命存在時,時時處處積極的表現一種犧牲生命的精神。我們須知,人的生命在根本上即一向老向死而迫近的歷程。人生的一切活動。無不本於自然生命力的耗費。因而一切自覺的求有所創造的活動,都是人之自覺的在犧牲其生命力之一部份,亦即可說是對生命有所犧牲,而自覺的向死的活動。試問思想家不犧牲其一些生命力,如何能發現真理?詩人不犧牲其一些生命力,如何能寫詩?事業家不犧牲其一些生命力,如何能成事業?賢妻良母不犧牲其一些生命力,如何能造一好家庭?一切人生之自覺的創造活動中,同賴於人之一種犧牲的精神。依我的哲學,真正的人之所以要有自然生命,在其深心中,實際上都只是為了要實現他的精神上之理想,而成就其精神生命。一切真正的人,為了實現其精神上之理想,他都願多多少少有所犧牲。因而凡真正的人皆有其「所欲有甚於其生者」。但是人亦皆願保存其自然生命,以使其更能多實現其無限的精神理想,成就更豐富的精神生命。故除非在二者不可兼得時,人總是愛生。然真正在二者不可兼得時,亦是人人都可死的。君不見報上常見有極普通的人,為了不得其精神上之所欲而自殺?所以我們亦並不須只以踏著先烈血跡前進一類的話,去教青年學犧牲。重要的只是每一青年要有一積極的正面的精神上之崇高理想,有此理想,而真覺其可愛,習於心而存於夢寐,則縱然前面有血跡,我們到那時。也人人都能照樣前進。如果你說你會怕,青年們會怕。則你尚未了解真正的人性,須下苦功參悟。而且如果真正人會怕,則任何要人犧牲生命,成仁取義的話,亦永不會有效。所以我贊成定黃花節為青年節,但我並不贊成要青年們直下便去學他們之犧牲生命的精神。這還是消極的。更重要的事,是青年們要有一積極的正面的精神上之崇高理想,真覺其可愛,使之習於心,而存於夢寐。唯此是各人自己之修養工夫之所在。亦無一足以為外人道。世間亦只有由此真工夫,而有之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是有血性之青年人所能有,而中年人老年人可更能有者。青年們如全無此真工夫,則不管你在青年時能如何慷慨激昂。置死生於度外,到了中年與老年,血氣既衰,同免不了墮落為只求苟且偷生的官僚政客。這個道理,是中國以前儒者都了解的。辛亥革命前先烈之精神,除了由於國亡無日之憂懼。滿清之黑暗專制而激起者外,亦當兼是由於先受中國儒家文化,直接間接的正面的陶養。但是數十年來之為政者及主義宣傳者。卻多不了解。於是愈求忠貞之士,而相去愈遠。故至士節敗壤,將不能守土,官不能殉職,天下乃瓦解土崩於一旦。悲夫。

       我們上文所說的是要轉化辛亥以前之青年先烈之犧牲精神,為一種積極正面的各人在內心建樹一精神上之崇高理想的今後之青年精神。我們其次要說的。是我們還要轉化五四時代具新鮮活潑的朝氣,各自崇尚其個人自由的精神,為尊重一切人之人權,而求建立制度,加以保障的精神。我們說五四時代的青年成為中年老年後,琱ㄖK墮落為道地的個人主義者。而這種道地的個人主義者,無論如何,我看不出什麼值得尊敬的地方。一個人如真只求他個人的自由,則儘可以到英美去住家,這就夠了。我們現在要在中國提倡個人自由,決不能是只為我這個人,而當是為中國一切人的個人。在此我們首先應當對於在大陸的我們之父母、兄弟、親戚、朋友,及一切同胞之失去一切個人自由,先有一難過不忍的惻隱之心。本此心去求建立一社會政治制度,以保障中國一切人之個人自由或人權。這是一極客觀上需要逐步實現於中國之國家社會的事。此最有待於海外之能享自由的青年之共同的道德的努力。此努力,無論如何不能說是只為我個人自己,而是兼為我個人以外之其他之一切個人。離共同的道德的努力,此事決無自然實現之理。而今後之青年們,能有共同的道德的努力求實現此事,此即可把五四時代之消極的求去除個人之束縛的重個人自由,及空談自由人權之理論精神,轉化為積極的為中國建立一人人之人權有保障的自由社會的精神。這亦是今後中國青年之劃時代的使命之所在。

       再其次,從國民革命時代下來的個人自願獻身於政黨主義的青年精神,其價值在青年們之能為一客觀的政治組織與政治理想而奮鬥,這是比五四時代留下之個人主義精神進一步的精神。而中國之社會要發展出各種社會組織,真正之民主政黨,亦理當有此階段之青年精神為之媒介。但這種精神後來化出之以一黨專政,及黨團派系之意識,則明須徹底轉化。此轉化後之精神。不能返到五四時代留下之道地的個人主義的精神。這當是一種「一方能本合作精神,以積極的參加客觀的社會組織、政黨組織,並為之而奮鬥,而同時尊重其他的社會組織、政黨組織,而在一公共的國家憲法下,求相異而相益,相反而相成」的一社會化的個人精神。而中國之建國,如離此種形態之社會化的個人精神為基礎,亦是終古無可能的。

       最後對日抗戰時代的為國家民族,而忍受痛苦反抗強敵的中國青年精神,亦須轉化為另一積極的真正要重建中華的精神。現在我們是退居到了海外。但是正因為此,整個大陸的秋海棠葉,便更能全幅的呈現於我們之心靈。而整個國家之山河、人物、歷史、文化,亦都可橫陳於我們心靈中。因而我們每一人即可在我們主觀的世界中,涵蓋著一整個國家。說到這點,請大家不要悲傷。世間上有一顛撲不破的真理,是主觀心靈中真存在的好東西,必然要求客觀化。在心靈中已成為整個的好東西,它就要整個的客觀化出去。此處的好東西,就是我們之積極的正面的去重建「能表現中國文化精神而光大之,能表現對於人性、人道、人倫、人文、人權之尊重之中國之國家社會」之理想與精神。而此理想與精神,則必待於今後之中國青年,尤其是海外之廣大青年之加以承擔。

      一九五五年九月《大學生活》第二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