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的學風與我學哲學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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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君毅先生講

       今天我講的題目,就假定說是我個人學哲學的經過吧。最初,我想是隨便的談談,沒想到有這麼多的同學。我想這樣,專門說我個人學哲學經過,也有點不好,因為這太帶一點主觀性,所以我想把這個題目稍為擴大一點,就來講一講大概我在你們這個年齡時,中國的文化界、教育界、學術界的學術情形,或者說是民國初年的學風吧。現在是民國六十三年,我離開大學大概是民國二十年、二十一年,假如說民國二十一年以前算是民國初年吧,那個時候的學風大概是一個怎樣的情形兒?在當時,也不可以說我完全了解,過後,慢慢的反省,知識多一點,當然了解多一點,人生活在那個時代,不一定了解那時代,現在我對民國初年的情形了解多一點,是根據我當年的經驗配上後來的現在的知識。我想這樣子來講,對諸位多少也有一點好處,好多年來我有一個感覺,比如現在同大家同學談話,這堶惘釣潃荈Z離,一個距離是年齡的距離,譬如今年我六十五歲了,你們同學可能是二十歲左右,差四十多年,以前我年輕的時侯,老師與我相差至多十年、二十年。年靈距離大,人的心情就不大同,另外一個是由年齡的距離,產生時代的距離,時代的距離就不只從個人的生命上說,時代是縱的變化,中國這幾十年來的時代變化很大,很可以說我不一定能了解你們的時代。你們也不一定了解我們那個時代,這堶掩搨n一個工夫,譬如我也在學習,我學習了解你們的時代,以至你們青年人的心理,反過來我也希望你們同學也要學習了解以前的時代,譬如說了解我們所處的那個時代,以至於假定你們現在已經五六十歲了,五六十歲的人他的心境又是怎樣呢?青年人也該了解的。歲數大的想法子了解青年,青年想法子了解歲數大的人,這一個時代想法子了解前一代,溝通不同年齡的人的心境,才能夠使我們的思想學問更進一步。所以,從這個意思,今天的題目,我稍為把它擴大一點,就是說我講民國初年思想界、教育界、學術界的情形,一部份配上我自己那時求學的一段,後來我個人思想學術上也有一些發展,有些進步。我想不必一定要講得很多。而且我還有一個意思,我的反省是這樣,大概一個人的學問思想方向,大概在年輕的時候就定了,二十多歲就定了,如果遲的話三十幾歲便定了,有很多人大概在三十六、七歲是個關鍵,從前有很多古代學者三十六、七歲他就定了,西方的叔本華也說過一句話,三十六歲以前是人生的本位,三十六歲後是人生的補足。通常人不過七十歲吧,從前面一半,學問的方向做人的態度大概就定了,現在我反省起來,大概在大學以前一段所想很多的問題,和我現在所想的是差不多,說進步,當然也有些進步,是客觀知識的進步,但對思想的根本問題、方向,在我個人進步是很少的,我就講這一段,連到我個人之事,就當時的教育界、文化界、學術界的情形講一講,當然不是很系統性的,而是帶一點故事性的。

       大概清朝末年,民國初年,中國歷史文化是一大變局的時候。中國二千多年來的君主專制,變成民國,我是很正視這事情,這是前所未有的。在這時候,思想的情形要從兩面看,一面是西方的,一面是中國原來的。清朝末年民國初年,中國思想界學術界究竟什麼思想的影響力最大呢?西方的進化論,影響其實還不是最大的。最大的是兩個東西,一個是從清朝講今文學下來的,如廣東康南海,這一條路的思想,在思想界影響最大。另一是清朝的很多古文學家,劉師培、章太炎影響下來的。當然一般的看法,這兩條路的人都同時講中國從前的學問文化,都是很保守的,但這個話不對的,最近我有一看法,這兩個思想流,實際上和我在開始讀中學時的很多思想有密切的關係,這個是我上個月寫一篇文章時想到的,意思是不是完全對,我也不敢說,現在先把意思說一說。

       從康南海先生的思想說,表面上看,他是極端的保守中國文化的,他推崇孔子推崇得不得了。他到歐洲、美洲各處看了以後,回到中國來,要建立大的孔教,他所著的書如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影饗非常大,都是極推崇孔子的,但他的推崇孔子,產生另一個影響,恰恰後來五四時代打倒孔家店的思想正是由康南海的思想出來。這也很奇怪,他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的一個根本觀念是什麼東西呢?就是所有的六經都是孔子一個人偽造的,是託古改制,託堯舜文武周公之古。他同時說當時諸子的思想沒有不託古的。墨子是託古,他講的是堯舜;韓非李斯也是託古,他們所講的也是堯舜;孔子也是託古,孔子講的是堯舜文武周公。這些話最初看起來也未嘗不可以說,但這個說法假如真正成立,可以涵有一個意思,即中國古代的文化未有一個東西是真實的,都是孔子造出來的,從這個意思再進一步,說孔子託古改制,是好的說法,不好的說法,則古代的中國文化,通通是孔子偽造。康有為是極力推崇孔子,尊重經的,然而這思想影響所及,反過來很多疑經、疑古的思想是由這堨X來。

       另外,章太炎先生講古文學。太炎先生是近代國學大師,他的說法恰同康有為的說法相反,康有為說六經皆是孔子託古改制,章太炎說孔子是真正的信而好古,是真正的史家。康南海認為後來的古文經是劉歆偽造的,章太炎反過來說,劉歆所傳的古文經都是真實的歷史,孔子的地位與劉歆一樣,他的文化的工作,就是保存信史,孔子地位,是保守學術,傳到民間,對貴族平民平等看,於是把古代階級的關係削平,這是章太炎先生的看法。這個看法比較說很達情理。但是章太炎先生有另外一面,他對於中國學術思想的看法,把孔子與劉歆平等來看。在清朝末年,他寫了幾本書:典論,國故論衡等,在這些書堶情A他說要講中國學問,如果做文章,就須有魏晉玄學之名理之文做標準,如果論思想,就要以佛家作標準。以佛家作標準,他怎樣看法呢?譬如對於孟子荀子,以佛家的標準來批評,孟子只知道「我愛」,荀子只知道「我慢」,至於孟子荀子講性善性惡都是偏見,對於中庸、大學、易傳,他說這個是像印度的梵天外道,他都看不起。再下來是宋儒。而在清朝末年,一般思想均與宋儒的根本思想相懸。因此一方面看起來章太炎先生相當之推重孔子,其實在清朝末年的時候,他這個思想並不真很尊重儒家學問的,在民國他又變了,他晚年講中國的學問,有些名稱都是他創造的,譬如諸子學,國故,他以孔子也是諸子之一,以前時代不把孔子看成為諸子之一,孔子是個聖人。國故這個名稱,我懷疑也是章太炎這本國故論衡之後才流行的,國故這名稱本來也很好,但假如用另一個意思,便變成這些都是過去的,是舊問題;可以說中國從前的學術傳統,孔子以後的思想家,都沒有一個人在章太炎先生的心目中,他自己當時很自負。

       這兩個人的思想影響到民國初年的學風,在我開始讀中學的時候,那時講什麼整理國故,考據歷史,說什麼疑古,這些都是從章太炎先生的觀念傳下來的。我們細細看看,胡適之先生當時就是講整理國故的,他的朋友錢玄同就是疑古的,陳獨秀是批孔的。這些材料我都看過,初看起來好像是由新文化運動來的,其實都不是,是從清末章太炎、康有為來的,他們一方面推崇孔子,尊重中國從前的經書,另一方面是開始了後來的懷疑經書,反對孔子的思想。從這處我連上我個人讀書的情形來講,也可以多少反映這個時代了。

       我自己已最初讀書,與家庭的關係最大。我讀書時代很早,我父親是清朝的秀才,在四川教中學,後來教大學,他心目中最佩服的是章太炎,一談便談到章太炎。我最早讀的書,就是章太炎與他一個朋友編的一本書,好像是「教育經」,是清朝末年的一本書,堶惘麥縣憒r學的。有講諸子學的,是白話文,我七八歲時我父親就叫我看,其實用白話文最早的是章太炎編的「教育經」。在我小的時候,我父親並不真正尊重孔子的。我讀書的時候很早,可以說是兩歲的時侯,到我六歲的時候,父親教我讀的第一本書便是老子,在我父親心目中,他認為道家比儒家高,清朝末年很多人都是這樣想,當然後來我父親思想也變了。章太炎先生喜歡講文字學。我父親在我八九歲的時候就強迫我背說文。清朝末年一般教小孩子讀書都是讀語、孟子、禮記、詩經等四書五經,這個是根本。其實,我讀中國的書,我所受父親的教育,都不是正宗的,都不是中國從前教育的傳統。中國教育的傳統是先讀四書五經。說文是小學,小孩子最不能了解,我舉這個例子是說我們的時代。我父親後來變了,章太炎先生後來也變了,他在清朝末年很看不起中國傳統的東西,這些老先生變化都很大,譬如梁任公先生,在清朝末年講墨子,到後來在民國以後,也講儒家,他們自己的思想在變,他自己變了以後,他們前期的思想的影響,仍留到後人,譬如章太炎先生到後來已不是他自己早年的思想,然而他早年的思想發生作用,影響到下一代。譬如說吧,在晚清時梁任公尊重墨子,後來很多尊重墨子的人變到去講馬克斯主義,但那時梁任公不講墨子了。他講孔夫子,他也不喜歡馬克斯主義。章太炎也是如此,他到後來也不講國故了,然而他把中國學問只當成一種國故的觀念留下去了。他後來也不像以前一樣鄙棄宋明儒,或者鄙棄孟子、荀子、大學、中庸,然而這個鄙棄宋明儒、孟子、荀子、大學、中庸的思想留下去了。對他們自己而言,是進步,晚年比早年進步。但是他們早年的思想影響到下一代的時候,下一代的人承繼他們的早年思想來發展,反過來罵他們的晚年。在北平的時候,我是聽過梁任公演講,當時我們的年輕人都是罵梁啟超的,說他是退步了。對章太炎也沒有好感,罵他的人就是受他早年思想影響的人。胡適之,其實也是受章太炎早年思想的影響。我年輕的時候都受章氏思想的影響,這中間的關係很值得注意的。

       我們最初讀書就在這個時代,我讀中學時,是五四時代,讀大學時,已是民國十四年十五年,那時在北平,學術界的人,譬如粱任公那時在北平講中國文化史,我也旁聽了;另一個胡適之先生也在,他在北京大學,我也考取了北京大學,我那時讀預科,也沒有當他的學生,只旁聽了一次,他講中國哲學史。除了他們兩個以外,魯迅在辦《語絲》,章士釗在辦《甲寅雜誌》,此外尚有吳稚暉都在那堙C

       在這堙A我說說我個人的反應。年輕人都喜歡看新的。但是,做學問有一部份也不完全是從時代來的,而是由個人性格生活出來的。由自己性格來的東西,它不管時代的傾向。在這一點,我無妨講講個人生命堛煽X個經驗,這些經驗對我個人思想的影響很大。大概在我六七歲的時候,父親教我時常向我講一個故事。聽這個故事到今六十年了,我總擺在心中。故事是小說,講的是世界末日記,說在地球上有一天,太陽的光變成暗淡,太陽熱力慢慢減少。當然這在科學上是承認的。最後人都死光了,只剩一個人帶著一條狗。這個故事使我總想到地球是有一天要毀滅的。小的時候,我嘗見天上下雨,太陽晒後地面裂開,當時我就想,恐怕地球要破裂了,世界要毀壞了。世界會毀壞的思想常常在我心中。世界會毀壞,我個人也會毀壞,是不是有一個可以不會毀壞的東西,照我個人的哲學來講,我是相信世界是有不會毀壤的東西的。當然,你們同學是不是真的相信這個就很難說了。可是,這個問題是從很小的時候問起的,我相信這個世界是應該有一個不會毀壤的東西。這是第一點經驗。第二個東西就是根據我的家庭而來。由於父母親的關係,我大概從十六七歲的時候,中學畢業讀大學,就開始到北平讀書h父親送我上船,與父親一齊睡在船艙上,天亮的時候,我就上船了,父親便要離開,當然,在這個時候,小孩子會有一種離別的感情,一下子覺得很悲哀,而這個一下子的悲哀突然間變成不只是屬於我個人的,也不是由讀書來的,忽然想到古往今來可能有無數的人在這個地方離別,也有無數的人有這種離別的悲哀,一下子我個人的悲哀沒有了,個人離開家堛煽d哀沒有了。這個普遍的悲哀充塞在我的心靈堶情A這個古往今來離別的悲哀也不知有多少,這個是無窮無盡的,不只是過去有人離別,將來也有人離別,甚至中國有,外國有,這個時候,這個情感變成了普遍的情感。從這兩個東西,一個是小的時候從我的父親聽來而想到的,一個是從我的經驗而來的。

       後來我到北平唸書的時候,聽到梁任公先生講演,聽到胡適之先生講演,我覺得很不對,根本沒有答覆到我心中的問題。我當時又聽到胡適之先生的另一講演「我們對於西方文化的態度」;這個講演是他後來認為最得意的一篇文章,你們可以找胡適先生的全集看看。他說東方文化是知足的、保守的,西方文化是不知足的、進步的,我覺得他是站在西方的文化來看,那個時候,我聽他講演以後。覺得完全不對,他說進步究竟進步到什麼地方?進步到最後也不過是地球那一天毀減的時候,進步在那堜O?而且人是不是一定要不知足才是好的呢?知足為什麼不好呢?當時,我的想法是人愈知足愈好,愈是不要求外面的東西愈好,當時,我的生活也是與一般人不大同。一般人要求物質方面好,我當時覺得人是愈知足愈好,而且最理想的人,我覺得都應該沒有欲望,你有欲望而你不知足,這不是好的。所以我覺得胡適之先生不對,他那時才不過三十三歲,我才十七歲,我對他不佩服。後來在十多年前,我在夏威夷開會,與他住在一起,住了一個多月,我覺得這個人很Human,很Social,但對於他的東西完全接不上,他說他自己沒有任何的Mystical的情調,我覺得這實在是一個怪人,為什麼一個人會完全沒有這種情調?從宗教的到形而上的,他也完全沒有,他說根本就沒有這個東西,他心目中的頭腦是科學的。我與他也有些交往,不過,我後來也不管他,祇是當時我覺得胡先生對我來說很不入。至於粱任公先生,他講中國文化史,梁先生這個人,他很真誠。不過我沒有直接的與他接觸,因為我們年紀還小。那個時候,他在北平,大概是在民國十四五年的情形,一般的青年因見他研究軍閥史,就替他加上一個罪名叫做「軍閥的變相的走狗」,我們所有的同學都是罵他的,他那個時候,寫了篇文章講王陽明的致良知,青年都說他講的是過時的,說他所講的東西都是帶點欺騙性,當時青年人針老一代的人,對梁任公批評之外,對胡適之先生則罵他是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當時,我的一些朋友同學也是跟著這樣講,後來我在東方雜誌上看到一篇文章,是胡適之先生寫的,現在這個人還留在中回大陸,他說世界上有兩個大陣營,一是資本主義的,一是社會主義的,他稱讚俄國很多地方,我當時覺得也不錯,人與人之間應該在政治上經濟上平等。我們有許多同學,他們是直接地參加共產黨。講共產黨的哲學,講唯物史觀,講唯物論,我那個時候為甚麼沒有參加?當時有一個同學,我對他說這堶惘釣ヴ琤貌滌暋D,我說在希望這個社會政治經濟的平等方面,我可以贊成的,但我們希望所有人類政治經濟社會的平等的這個心理,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心理,是不是可以用唯物觀念來解釋,這是一個心靈的要求,要求一切人類都平等,這個要求,是超出了我自己的身體,你不能說從我的身體的那些物質來發出這個要求,我這個要求是超出我的身體的,你又怎能說這個要求是從我身體內的物質發出的呢?我說這個要求是心理的要求,如果講唯物論就不能解釋這個要求,如果講唯物論則我們人的要求祇限於我自己的身體。

       我把這個問題,提給我許多年輕朋友,但這些朋友把我大罵一頓,說我完全是反動的,完全是唯心論的,像你這個思想永遠不能革命。那時,我左派的年輕朋友都罵我。一個姓游的與我關係最深,後來他正式參加共產黨,他當時就說,你這個思想不成,那時我是孤立的人,社會上之思想及朋友的思想一致,但我的觀念不能改,唯物論我不能接受,罵我最厲害的朋友就是那姓游的。這個姓游的朋友,約在民國十五六年,國民革命的時候,他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另外有兩三個同學一起參加武漢政府,就是徐謙那一派。徐謙是當時武漢政府主席,其實徐謙就是中俄大學校長,後來同共產黨拖在一起。他們去革命。後來汪精衛開始反共,把我另兩個同學槍斃了,他跑到南京,那時我已從北京到南京,南京正在清共,我就讓他住在我的家──其實也無所謂家了,就是在外面租一間房子。最後這個朋友很感謝我對他的友誼,其實我的友誼,並不完全是一種物質的東西,他後來脫離了共產黨,不久也死了。以前他罵我,後來沒有罵我,這件事情對我個人可以說是勝利了。

       在我心堶情A我覺得真正的人物,到現在我一直都沒有變的,是兩個人,都是在我十九歲以前認識的,一個是在北京時的梁漱溟先生。他在北京大學,他沒有教書,他為什麼沒有教書呢?他看不慣當時的學風。身體也不好。當時找曾經去看過他一次,也聽過他一次講演。他當時說學問有八個階段,我大約達到他所講前面的四五個階段。他說做學問,第一步是有問題,第二步是有主見,第三步是拿自己的主見同其他人的主見發生接觸的關係,由接觸堶蚹鵀菑v的主見,或評論其他人的主見。後面我不完全記得了。他心目中看不起當時很多人的思想,他是一個對學問真誠的人。在北京大學他也沒有教書,只是一個人。但是,對於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我亦有不能接受的,當然,這些影想到我後來一直所想的許多東西。他喜歡講東西文化,他講中國文化是直覺的。這個在我年輕的時候,很不能接受,我覺得直覺的東西最靠不住,直覺完全是主觀的。他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在民國十年出版,我全部看了幾次。對於他其他的思想我也不很懂,當時我十五歲,我覺得理性是靠得住的,直覺靠不住,我不能接受。但不能接受的東西,我仍然招問題擺在心中,後來歲數越大了,我把直覺的地位一步一步的擺得越高。

       民國十五年以後,秋從北京到南京,我父親在南京,是歐陽竟無先生的學生。歐陽先生這個人真是個了不起的人,當然和他談學問我沒有半點資格,他已六七十歲了,我只是十七八歲,他研究佛學,對於佛學,我連發問的資格也沒有。當時他的姐姐死了。我父母照樣去看他,看他時,他說他姊姊死了,不能見客。當然,後來也見過他幾次。他姐姐死了,他的悲哀的情感,就表現在他的態度上。歐陽先生這個人有真切的情感,這個人有使你直接感動的地方,至於他的學問,我當時不懂。

       粱先生歐陽先生這兩個人,是幾十年來都擺在我心中的,梁先生後來我還有機會見過他,也發生了關係。歐陽先生也和他發生關係。這兩個先生,在我個人來說,做人方面我都有佩服他們的地方。我隨便舉一些小事情,譬如在北平,梁漱溟先生,他白天不教課,也沒有錢。他開了一串演講──「人心與人生」,他說要收一點錢,收聽講的人一塊錢,但是他又說恐怕學生沒有錢,沒有錢的可以寫信給他,可以要一張聽講的券子,這是報上載的,我當然沒有去聽,為什麼沒有去聽呢?其實我當時思想不是唯物論,我年輕的朋友都是前進的,要社會改革,政府改革,都是罵梁先生,說他是唯心論的思想,沒有點進步。我當時十七八歲,是受一種精神的威脅不敢去聽,周圍的朋友都說你不能去聽,他是唯心論。後來,粱先生 以前我已見過他一次──有一天晚上請一個姓潘的先生,帶了五塊錢給我,轉達梁先生的意思,說懷疑我在北京讀書沒有錢,所以未能去聽。其實我根本不是,我說這些錢我不能收,我也說不出個理由為什麼我不去聽,我是受了年輕朋友精神上的威脅,不敢去聽,這可以說是我個人精神上脆弱的地方,其實我應該去聽。這個事情,是我對不起粱先生的地方。到現在。梁先生仍在大陸,前些時候,我接到他一封信,另外他還告訴一個朋友,他現在還在寫這本書「人心與人生」,隔現在已經是四十五六年,這本書寫成功寫不成功,不曉得,寫出來,在大陸也一定不會出版。

       對於歐陽竟無先生,我也有對不起他的地方。後來,一段時候,我在中央大學教書,他叫我放棄了教書的事情,專門跟他學佛學。歐陽先生對我很不錯,他說我父親是他的學生,我父親可以當曾晢,我可以當曾子。當時我不肯,我想我怎能一輩子搞佛學。不過,我對這事倩我覺得是個終身的遺撼。對於這位老先生,我心堶惜@直都不能忘記他,他講學問,一方面同他的生命連在一起,他對於後學的希望都是真誠的。同這兩個人比,老實來說,民國以來,很多像胡適之先生之名流,像梁任公這些,在我看來都及不上他們。當然我的觀念不同呀。一般人看來,梁任公胡適之在學術界的名氣大,歐陽先生、梁漱溟先生在學術界的名氣小,但我尊敬他們,多於一般有名譽的人。這個性格,我年輕的時候是有的。有些地方受一般同學朋友的精神威脅還是很大的。如果完全不受威脅,完全特立獨行便好,但是我是不夠的,這點牟先生比我強,牟先生比我特立獨行。但是我也不是完全的跟著一般人走。最低限度之我當時尊重歐陽竟無先生、梁漱溟先生,便和一般人的關念不同。

       我現在說到此地,就說我個人年輕時的思想吧。歐陽先生,我覺得這個人了不得,但他的哲學怎麼樣呢?他講唯識論。唯識論這個理論,最初我完全不能接受。唯識論說境由識變,其實這就是西方的唯心論。知識論上的唯心論,開始的對象不能離開心。當時我看唯識論是這樣,如果唯識論成立的話,外面世界都是心──境由識變的話,這埵酗@個最大的問題沒法解決,那麼別人的心怎麼辦,怎樣認識他心,如果說境是我心所變現的,別人的身體當然是我心所變現的,別人的心靈那便不能存在,當然西方很多人拿這道個理由來批評唯心論,說唯心論最後變成唯我論。我最初想這個思想的時候,不是由西方來的,是我自己想出來來的。我當時想,一切東西、他人,都是我心變出來的,都變成像我心中的東西,他人便沒有心,父母親都是我心中變出來的東西,這個不行。再其次我還有一個道理。都是我自己想出來的,如果一切都是離不開我當下的心的話。我過去怎樣,過去小孩的我是否有呢?我過去時候的心怎麼樣,我怎曉得它有呢,我現在的心能想到過去,說過去的心是有的,是根據現在的心。但也可能過去的心是沒有的。只有現在的心,我開始作哲學思辨,大概就在這個時侯,想了幾天,如果說過去的心靈也是我現在心靈變的話,我便只有現在的我,過去的我根本沒有。再進一步,現在的我如果不被反省的話,現在的我也沒有了。如果被我反省的話,現在的我便是過去的我,那麼這個我就沒有了,當時我是在南京一個鐵路的旁邊,我忽然想到這堙A我想這個世界毀滅了,沒有了;過去的我沒有了,現在的我也沒有了。這個唯識論想到極端,一切都不能建立,最後歸到虛無主義,如果是虛無主義,這個唯識論也不能建立。那時歐陽先生有一個學生,王恩洋先生,我就拿這個理論同他談,他說你這個問題,完全不是佛學,你根本不了解,佛學講到唯識論,先要承認我的心外,尚有別人的心,這有許多的心同時成立,並沒有你這個說法。但我對開始就有許多的心同時成立的說法還有一個問題,即我有什麼資格說有其他心成立呢?我只知道我的心,我怎樣能承認別人的心,這從唯識論不能建立,一定要先承認我認識的對象自己存在,然後你可以說這個桌子存在,別人的身鞋存在,別人的心靈存在。我如果開始講唯識論的話,先就有許多心,但我不知道別人有沒有心。而且如果講唯識論的話,先就要否定客觀的物的獨立存在,以至否定他人身體之獨立存在,以至最後不能建立很多的心的存在。當時我就是這樣想。可以說我在大學唸哲學,我喜歡實在論,不喜歡唯心論,實在論認為我認識一個東西,是個關係,它自己獨立存在。別人的身體也是獨立存在,別人身體的活動和我是差不多的,所以我才可以知道別人的心,也是獨立存在,父親母親朋友也是獨立存在,然後我才能同他們講道德關係、倫理關係,如果不講實在論,便通通不能講。

       當時,我不贊成唯識論,我舉這個事情就是說,大概接觸一個人有兩個標準,一個是他人的本身,一個是他的思想。他的思想我可以不接受,無礙於我對他人的尊重。譬如歐陽先生,當時他的唯識論我不能接受,但他的人我尊重,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講的直覺之理論,其實我也不能接受,但他的人我尊重。但就從這一點上,後來我十分討厭馬列主義的理論,因為它不承認人格的本身有一獨立的價值,這就決定了我後來的思想方向,大約民國十六年至二十年,馬列主義的書,當時出版得最多,尤其是在上海,這些書,我差不多全看了,俄國人的我也看了,但對這些思想我感到厭惡。它把人的價值純粹從階級背景社會關係說明,這個不對,我覺得這傷害了我的心。譬如當時人批評梁任公、胡適之、梁漱溟、歐陽竟無諸先生他們,通通從他們思想的社會的政治的結果處批評,這個不對。人的本身有一獨立價值,以至我不贊成一個人的思想,並無礙佩服他的為人。我從這個地方出發,於是當時我看唯物論的東西,越看我越不贊成,後來我更不贊成以唯物史觀解釋歷史。我的想法如果要追求根源,最初不完全是知識的,而是生命的,我生命上覺得有很多東西不能拿這個理論來解釋,就不能接受。譬如說,講到政治經濟平等的要求。其實我這個要求很強,不在所有社會主義者之下。但我反省這個要求從那堥茠滿A我總不能承認唯物論的說法,也不能承認生理主義的說法,更不能承認階級背景的說法。我這個要求不是從階級鬥爭中出來的,是從我的良心出來的,是從仁心出來的。如果你不肯定良心仁心的話,你所講的通通是假的,你所謂社會主義公平、人類公平,你的根據在那堙H這根據只能在我的良心仁心中!這個道理不需要很高的智慧便可以懂得。我在跟你們相同的年齡那時,便這樣決定了,以後完全不變,可以說一點不動搖。

       我時常說,年輕的時候,好些觀念是從性格堶悼X來的。這堶惘釩雃h真經驗,真經驗是思想問題的背景。有時候,你的思想學問未必與你的真經驗配合,但思想學問的發展,彎來彎去的發展了,最後還是要與你的真經驗配合。我後來的許多思想,可以說是環繞自己的真經驗。我思想中最高的那一部份都是環繞那些真經驗,就是說,有些時候是個人的情感,譬如當時我父親離開,離別當然是主觀的情感,但是主觀的情感也可以一下子普遍化的,就是我經驗到這個東西。不是我推論出來的。當時我是覺得我一下子想到古往今來的人無數的離別,一下子個人的離別的悲哀變成了古往今來所有的離別的悲哀;當然這古往今來一切人我並不曉得是誰,而我這種情感有多大,我也不曉得。但這個是真的東西,一個既是情又是理的「東西」!我的哲學中,宇宙也好,人生也好,最後的東西是什麼呢?是一個又是情又是理的東西,不是情、理兩個,情的普遍化是理,理的具體化是情。人年輕的時候純潔,心地乾淨,歲數大了有時就趕不上年輕人。說心境的完全純潔乾淨,我三十歲以前那時最純潔乾淨,以後是不是一定就壞,當然不能這樣說,但是沒有這樣純潔,而且感情很弱,普遍的感情變得淺。我舉個例,一次是我十七八歲的時候,到了南京。天上月蝕,很多小孩在打鼓,說天狗把月亮食了。許多孩子在打鼓要救那月亮。我看了心媄纗L得不得了。我想,這些孩子打鼓怎麼可以救得了天上的月亮呢?一下子我有一個感覺;像每一個小孩的心靈都向著天上的月亮,情感都掛在天上的月亮,好像無數的小孩,無數關連天上月亮的情感充塞於天地之間!我那時心媄纗L悲哀感動得不得了。或者這些小孩只是由習慣傳下來,隨便打打,但最初想到打鼓的人,他鼓在這堨插A心情是向著天上,是要救天上的月亮。這一類事情,在我年輕的時候,時時出現,這就成了後來學問的根本。這種經驗好像過去之後就沒有了。我後來的思想就是回顧這種我曾經自己親自受過的經驗,去說明這種經驗。說這種經驗完全是經驗主義所說的個別的經驗,我想也不是,我想是個情理合一的經驗。

       我思想就是要去說明這個東西,要說明這個東西就有很多麻煩。你怎麼去說明?用什麼理論去說明它呢?因為有人承認這個,有人不承認;不承認,你要批評他,他可以再提出疑問。你要答覆他,這樣反反覆覆的去想,這樣子逼我走上哲學的路。其實開始時我並不是一定要學哲學的。這點我要舉梁漱溟先生的一句話,梁先生有很多話,也講了很多的思想,有人覺得他的話他的思想是哲學,但他自己心目中根本不作如此看,即不理會是不是哲學。我也可以說。最初我想這許多問題,我並沒有一個意想學哲學,後來因為有這麼多問題在,於是逼著我學上去,學上去後,許多學問的發展當然還有曲折,不必在這堹S別說了。但思想的後面,有一個親切的經驗,經驗後面是一個生命。這個我覺得還是個根本。生命的狀態當然各人不完全相同;我想大概生命的狀態在年輕時總是好的,歲數大了就不行。十年前我母親過世的時候,那個時候我見得我的心很好,心堣@方面很悲哀;一方面覺得心堳黹挈b,很純潔,也很真切。大概一個人遇到許多動人心弦的事情。你的生命之根性情才顯出來。當然這幾年我亦有一些感受,有些時候我是感到一些又是情又是理的東西。整個來說,三十歲以後不如三十歲以前,三十歲以後,學問當然是進步了,如果詳細說,這中間當然有很多曲折,譬如剛才說我不喜歡唯心論,喜歡實在論,到我唸大學的時候,我就喜歡新實在論。那時方東美先生教過我,我唸大學三年級,他也反對唯心論。那時老師堶惘陪荋鶹予先生,他講唯心論。我們攻擊他,說唯心論不行。但後來離開學校,我讀唯心論的書,那是我自己讀的。最初讀黑格爾和康德的東西。當時讀這些書,大概是讀到發現他們的思想與我不衝突為止。或者是同我的思想有矛盾的地方,我想法子能夠有個解決就足夠,以前我讀西方哲學方面的書,英文翻譯的康德、黑格爾全都唸過,非希特,謝林也讀過,但對這些未作專門研究。我發現這些東西同我的生命有許多距離。在近代的哲學家就是懷特海(Whitehead),我覺得同他相近一點。現在人講存在主義,我看存在主義的書,沒有得很多益處。我有篇文章講海德格。我覺得他們所能夠講的,我也一樣可以講,並沒有得到什麼特別的益處。另外的一些哲學,如分析哲學,這種專門的東西,我便不大下功夫。對於西方哲學,現在來說,我喜歡的還是黑格爾(Hegel),近代的是懷特海(Whitehead),對於中國哲學,我的理解也是慢慢才進步的。在我年輕的時候,我也不喜歡中國哲學。其實我對哲學下的功夫,還是在西方哲學方面下得多。對中國哲學,小時候讀了一些書,後來唸了西方哲學以後,便沒有讀很多中國東西了。對中國的東西,大概在三十歲左右,才有那種熱誠。後來我遇到熊十力先生和牟宗三先生,熊先生以前教過我。牟先生的思想路子,是由邏輯方面先下工夫,他很早就喜歡懷特海(Whitehead),他不喜歡共產主義。我記得民國二十年左右,他、張東蓀、還有其他幾位寫辯證唯物論批判,他們那時批評這東西是從邏輯的觀點,我不喜歡唯物論,簡單說就是因為一定要承認人的精神生活的存在。唯物論,我對它沒有好感情,但是辯證法,我就並不反封。我同牟先生最初接觸的時候,我同他談,我說唯物的辯證法講不通的,精神生活的辯證法可以講,這個他承認,這樣子我們便成了朋友。

       熊先生這個人了不得,他很真。但如果就學問來說,我從熊先生處得到印證,但不像早年從梁漱溟先生歐陽竟無先生能引起我的問題,我的思想。我接觸熊先生的時候,我的思想方向已經定了,所以熊先生所講的,我沒有什麼阻礙。後來我便開始教大學,大概三十多歲思想方向就定了。當然寫的文章後來便寫多了。不過雖定,知識總是積累。現在我還是覺得,如果肯讀書,肯用心,大概每天早上還有一點發明,早上總是清明,早上總有一點,好像思想的力量還未完全衰退,但是方向則沒有改變。

       大概我現在可以告訴你們,哲學的問題,站在正面的,我的見解都已經決定的。現在我想的是什麼東西呢?最近這一兩年,我在想反面的東西。這兩面,在形而上學上,我已經解決了,但在現實世界還未有解決的,就是罪惡的問題。罪惡的問題還要重新再想。罪惡的問題不完全可以就形而上的哲學理想講,哲學理想上講這個不成問題,但要配上現實的事實。對於罪惡的現象,在西方的哲學家,講得都不很夠,佛家對這問題比較深入,宋明儒學家有很多見解,以罪惡是消極性的。罪惡也不止在外面,也在我自己的身上,每一個人生命中都有罪惡。要把罪惡的東西認明白,才能夠超出罪惡,祇是認明白善還不行。宋明儒者較先秦儒家更能認識罪惡這個東西。佛學堣悒x宗對罪惡認識得比一般佛學深,一般的佛學比西方基督教深。要照見罪惡,不完全是客觀的理解,還要帶一點佛學的精神,要多一點悲憫的情感配上去來照,不然把罪惡的世界完全暴露出來,這個也不得了,會把人害了。如果悲憫情感不夠,知道了罪惡,談起來,就好像許多張牙舞爪的,會吃人的東西,所以要先學一個修養的工夫。假定我以後還有時間下工夫研究,可能在這方面下點功夫。

       (劉國強.岑詠芳整理)

       按:唐君毅先生這篇演講詞是一九七四年退休前對中文大學哲學系同學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