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通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是也。予之提倡共和革命於中國也，幸已達破壞之成功，而建設事業雖未就緒，然希望日佳，予敢信終必能達完全之目的也。故追述革命原起，以勵來者，且以自勉焉。
夫自民國建元以來，各國文人學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數百種，類多道聽途說之辭，鮮能知革命之事實，而於革命之原起，更無從追述，故多有本於予之「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該章所述，本甚簡略，且於二十餘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尚為問題。而當時雖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諱，故尚未敢自承興中會為予所創設者，又未敢表示興中會之本旨為傾覆滿清者，今於此特修正之，以輔事實也。
茲篇所述，皆就予三十年來所記憶之事實而追述之：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成立之時，幾為予一人之革命也，故事甚簡單，而於贊襄之要人，皆能一一錄之無遺。自同盟會成立以後，則事體日繁，附和日眾，而海外熱心華僑，內地忠烈志士，各重要人物，不能一一畢錄於茲篇，當俟之修革命黨史時，乃能全為補錄也。
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當予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也，於同學中物識有鄭士良號弼臣者，其為人豪俠尚義，廣交游，所結納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予一見則奇之，稍與相習，則與之談革命。士良一聞而悅服，並告以彼曾投入會黨，如他日有事，彼可為我羅致會黨以聽指揮云。
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瑕，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時間而附和者，在香港祇陳少白、尤少紈、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若其他之交游，聞吾言者，不以為大逆不道而避之，則以為中風病狂相視也。予與陳 尤、楊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為「四大寇」，此為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及予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而實則為革命運動之開始也。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門徑既通，端倪略備，予乃與陸皓東北游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為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創立興中會，欲糾合海外華僑以收臂助，不圖風氣末開，人心錮塞，在檀鼓吹數月，應者寥寥，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二人，願傾家相助，及其他親友數十人之贊同而已。時適清兵屢敗，高麗既失，旅威繼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敗盡露，人心憤激。上海同志宋躍如乃函促歸國。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與鄧蔭南及三五同志返國以策進行，欲襲取廣州以為根據，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為幹部，設農學會於羊城為機關。當時贊襄幹部事務者有鄧蔭南、楊衢雲、黃詠商、陳少白等，而助運籌於羊城機關者，則陸皓東、鄭士良並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也。予則需往來於廣州香港之間，慘淡經營，已過半載，籌備甚週，聲勢頗眾，本可一擊而生絕大之影響；乃以運械不慎，致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事機乃洩，而吾黨健將陸皓東殉焉。此為中國有史以來為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也。同時被株連而死者，則有丘四、朱貴全二人，被捕者七十餘人，而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與焉，後竟病死獄中。其餘之人或囚或釋，此乙未九月九日，為予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
敗後三日，予尚在廣州城內，十餘日後，乃得由間道脫險出至香港。隨與鄭士良、陳少白同渡日本，略住橫濱。時予以返國無期，乃斷髮改裝，重游檀島。而士良則歸國收拾餘眾，布置一切，以謀捲土重來；少白則獨留日本以考察東邦國情，予乃介紹之於日友菅原傳。此友為往日在檀所識者。後少白由彼介紹於曾根俊虎，由俊虎而識宮崎彌藏，即宮崎寅藏之兄也。此為革命黨與日本人士相交之始也。
予到檀島後，便集合同志以推廣興中會，然已有舊同志以失敗而灰心者，亦有新聞道而赴義者。惟卒以風氣末開，進行遲滯。以久留檀島，無大可為，遂決計赴美，以聯絡彼地華僑，蓋其眾比檀島多數倍也。行有日矣，一日散步市外，忽遇有馳車迎面而來者，乃吾師康德黎與其夫人也。吾遂一躍登車，彼夫婦不勝詫異，幾疑為暴客，蓋吾已改裝易服，彼不認識也。予乃曰：「我孫逸仙也。」遂相笑握手。問以「何為而至此？」曰：「回國道經此地，舟停而登岸瀏覽風光也。」予乃趁車同遊，為之指導。遊畢登舟，予乃告以予將作環繞地球之遊，不日將由此赴美，將隨到英，相見不遠也，遂歡握而別。
美洲華僑之風氣蔽塞，較檀島尤甚，故予由太平洋東岸之三藩市登陸，橫過美洲大陸，至大西洋西岸之紐約市，沿途所過之處，或留數日，或十數日，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清政腐敗，非從民族根本改革，無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責。然而勸者諄諄，聽者終歸藐藐，其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然美洲各地華僑多立有洪門會館，洪門者，創設於明朝遺老，起於康熙時代。蓋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圖恢復，誓不臣清，捨生赴義，屢起屢蹶，與虜拚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勢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盡，二三遺老，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義之根苗，流傳後代，故以反清復明之宗旨，結為團體，以待後有起者，可藉為資助他，此殆洪門創設之本意也。然其事必當極為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覺也。夫政府之爪牙為官吏，而官吏之耳目為士紳，故凡所謂土大夫之類，皆所當忌而須嚴為杜絕者，然後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潛滋暗長於異族專制政府之下，以此條件而立會，將以何道而後可？必也以最合群眾心理之事跡，而傳民族國家之思想，故洪門之拜會，則以演戲為之，蓋此最易動群眾之視聽也；其傳布思想，則以不平之心、復仇之事導之，此最易發人之感情也；其口號暗語，則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此最易使土大夫聞而生厭遠而避之者也；其固結團體，則以博愛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顧，患難相扶，此最合乎江湖旅客無家遊子之需要也；而最終乃傳以民族主義，以期達其反清復明之目的焉。國內之會黨，常有與官吏衝突，故猶不忘其與清政府居於反對之地位，而反清復明之口頭語，尚多了解其義者，而海外之會黨多處於他國自由政府之下，其結會之需要，不過為手足患難之聯絡而已，政治之意味殆全失矣。故反清復明之口語，亦多有不知其義者。當予才在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門之人，初亦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復明何為者？彼眾多不能答也。後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數年，而洪門之眾乃始知彼等原為民族革命前途也，然已大觸清廷之忌矣。故予甫抵倫敦之時，既遭使館之陷，幾致不測。幸得吾師康德黎竭力營救，始能脫險，此則檀島之邂逅，真有天幸存焉。否則吾尚無由知彼之歸國，被亦無由知吾之來倫敦也。
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時歐洲尚無留學生，又鮮華僑，雖欲為革命之鼓吹，其道無由。然吾生平所志，以革命為唯一之天職，故不欲久處歐洲，曠廢革命之時日，遂往日本，以其地與中國相近，消息易通，便於籌畫也。抵日本後，其民黨領袖犬養毅遣宮崎寅藏、平山周二人來橫濱歡迎，乃引至東京相會。一見如舊識，抵掌談天下事，甚痛快也。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大隈為外相，犬養為之運籌，能左右之。後由犬養介紹，曾一見大隈、大石、尾崎等，此為予與日本政界人物交際之始也。隨而識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頭山、平岡、秋山、中野、鈴木等。後又識安川、犬塚、久原等，各志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事業，先後多有資助，尤以久原、犬塚為最。其為革命奔走始終不懈者，則有山田兄弟、宮崎兄弟、菊池、萱野等；其為革命盡力者，則有副島、寺尾兩博士。此就其直接於予者而略記之，以誌不忘耳。其他間接為中國革命黨奔走盡力者尚多，不能於此一一悉記，當俟之革命黨史也。日本有華僑萬餘人，然其風氣之錮塞，聞革命而生畏者，則與他處華僑無異也。吾黨同人有往返於橫濱神戶之間，鼓吹革命主義者，數年之中而慕義來歸者，不過百數十人而已。以日本華僑之數較之，不及百分之一也。同海外華僑之傳播革命主義也，其難固已如此，而欲向內地以傳布，其難更可知矣。內地之人，其聞革命排滿之言而不以為怪者，只有會黨中人耳。然彼眾皆知識薄弱，團體散漫，憑藉全無，只能望之為響應，而不能用為原動力也。
由乙未初敗以至於庚子，此五年之間，實為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蓋予既遭失敗，則國內之根據，個人之事業，活動之地位，與夫十餘年來所建立之革命基礎，皆完全消滅。而海外之鼓吹，又毫無效果。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為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為尤甚。當此之時，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希望幾絕，而同志尚不盡灰心者，蓋正朝氣初發時代也。隨予乃命陳少白回香港，創辦中國報，以鼓吹革命；命史堅如入長江，以聯絡會黨；命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待會黨；於是乃有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並合於興中會之事也。旋遇清廷有排外之舉，假拳黨以自衛，有殺洋人圍使館之事發生，因而八國聯軍之禍起矣。予以為時機不可失，乃命鄭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謀發動，而命史堅如入羊城，招集同志以謀響應。籌備將竣，予乃與外國軍官數人繞道至香港，希圖從此潛入內地，親率健兒，組織一有秩序之革命軍以救危亡也。不期中途為奸人告密，船一抵港，即被香港政府監視，不得登岸，遂致原定計畫不得施行。乃將惠州發動之責，委之鄭士良，而命楊衢雲、李紀堂、陳少白等在香港為之接濟。予則折回日本轉渡臺灣，擬由臺灣設法潛渡內地。時臺灣總督兒玉頗贊中國之革命，以北方已陷於無政府之狀態也。乃飭民政長官後藤與予接洽，許以起事之後，可以相助；予於是一面擴充原有計畫，就地加聘軍官，蓋當時民黨尚無新知識之軍人也。而一面命士良即日發動，並改原定計畫，不直逼省城，而先占領沿海一帶地點，多集黨眾，以侯予來乃進行攻取。士良得令，即日入內地，親率已集合於三洲田之眾，出而攻撲新安、深圳之清兵，盡奪其械，隨而轉戰於龍岡、淡水、永湖、梁化、白芒花、三多祝等處，所向皆捷，清兵無敢當其鋒者。遂占領新安、大鵬至惠川、平海一帶沿海之地，以待予與幹部人員之入，及武器之接濟。不圖惠州義師發動旬日，而日本政府忽而更換，新內閣總理伊藤氏，對中國方針，與前內閣大異，乃禁制臺灣總督，不許與中國革命黨接洽，又禁武器出口及禁日本軍官投效革命軍者。而予潛渡之計畫，乃為破壞。遂遣山田良政與同志數人往鄭營報告一切情形，並令之相機便宜行事；山田等到鄭士良軍中時，已在起事之後三十餘日矣。士良連戰月餘，彈藥已盡，而集合之眾已有萬餘人，渴望幹部軍官及武器之至甚切，而忽得出田所報消息，遂立令解散，而率其原有之數百人間道出香港。山田後以失路為清兵所擒被害，惜哉！此為外國義士為中國共和犧牲者之第一人也。
當鄭士良之在惠州苦戰也，史堅如在廣州屢謀響應，皆不得當，遂決意自行用炸藥攻燬兩廣總督德壽之署而殲之，炸發不中，而史堅如被擒遇害，是為共和殉難之第二健將也。堅如聰明好學，真摯誠懇，與陸皓東相若，其才貌英姿，亦與皓東相若，而二人皆能詩能畫亦相若。皓東沉裏，堅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皆以事敗而犧牲，元良沮喪，國土淪亡，誠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而二人死節之列，皓氣英風，實足為後死者之模範，每一念及，仰止無窮，二公雖死，某精靈之縈繞吾懷者，無日或間也。
庚子之役，為予第二次革命之失敗也。經此失敗而後，回顧中國之人心，已覺與前有別矣。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歎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如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加以八國聯軍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議和之賠款九萬萬兩而後，則清廷之威信已掃地無餘，而人民之生計從此日蹙，國勢危急，有岌岌不可終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國之思，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時適各省派留學生至日本之初，而赴東求學之士，類多頭腦新潔，志氣不凡，對於革命理想，感受極速，轉瞬成為風氣。故其時東京留學界之思想言論，皆集中於革命問題，劉成禺在學生新年會大演說革命排滿，被清公使逐出學校；而戢元成、沈虹齋、張溥泉等則發起國民報，以鼓吹革命，留東學生提倡於先，內地學生附和於後，各省風潮，從此漸作。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為清廷所控，太炎、鄒容被拘囚租界監獄，吳亡命歐洲。此案涉及清帝個人，為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清朝以來所未有也。清廷雖訟勝，而章、鄒不過僅得囚禁兩年而已，於是民氣為之大壯。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為排滿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甚大。此則革命風潮初盛時代也。
壬寅癸卯之交，安南總督韜美氏託東京法公使屢次招予往見，以事未能成行，後以河內開博覽會，因往一行。到安南時，通韜美已離任回國，囑其秘書長哈德安招待甚殷。在河內時，識有華商黃龍生、甄吉亭、甄璧、楊壽彭、曾齊等，後結為同志，於欽廉河口等役，盡力甚多。河內博覽會告終之後，予再作環球漫游，取道日本檀島而赴美歐。過日本時，有廖仲愷夫婦、馬君武、胡毅生、黎仲實等多人來會，表示贊成革命，予乃託以在東物識有志學生，結為團體，以任國事。後同盟會之成立，多有力焉。自惠州失敗以至同盟會成立之間，其受革命風潮所感興起而圖舉義者，在粵則有李紀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則有黃克強、馬福益之事。其事雖不成，人多壯之。海外華僑亦漸受東京留學界及內地革命風潮之影響，故予此次漫游所到，凡有華僑之處，莫不表示歡迎，較之往昔大不同矣。乙巳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予於是乃揭櫫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焉。於是開第一會於比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開第四會於東京，加盟者數百人，中國十七省之人皆與焉，惟甘肅尚無留學生到日本，故闕之也。此為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始。因當時尚多諱言革命二字，故祇以同盟會見稱，後亦以此名著焉。自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後，予之希望則為之開一新紀元。蓋前此雖身當百難之衝，為舉世所非笑唾罵，一敗再敗，而猶冒險猛進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滿事業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過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蘇將盡之國魂，期有繼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於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布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布中華民國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萬人，支部則亦先後成立於各省，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當時外國政府之對於中國革命黨，亦多刮目相看。一日，予從南洋往日本，船泊吳淞，有法國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陸軍大臣之命來見，傳達彼政府有贊助中國革命事業之好意，叩予「革命之勢力如何？」予略告以實情。又叩以：「各省軍隊之聯絡如何？若已成熟，則吾國政府立可相助。」予答以未有把握。遂請彼派員相助，以辦調查聯絡之事。彼乃於駐紮天津之參謀部，派定武官七人，歸予調遣。予命廖仲愷往天津設立機關，命黎仲實與某武官調查兩廣，命胡毅生與某武官調查川滇，命高宜齋與某武官往南京、武漢。時南京、武昌兩處新軍皆大歡迎，在南京有趙伯先接洽，約同營長以上各官相見，秘密會議，策畫進行，而武昌則有劉家運接洽，約同同志之軍人在教會之日知會堂開會，到者甚眾。聞新軍鎮統張彪亦改裝潛入，開會時各人演說，大倡革命：而法國武官亦演說贊成，事遂不能秘密。而湖廣總督張之洞乃派洋關員某國人尾法武官之行蹤，途上與之訂交，亦偽為表同情於中國革命者也。法武官以彼亦西人，不乏疑也，故內容多為彼探悉。張之洞奏報其事於清廷，其中所言革命黨之計畫，或確或否。清廷得報，乃大與法使交涉。法使本不知情也，乃請命於政府何以處分布加卑等，政府飭彼勿問，清廷亦無如之何。未幾法國政府變更，而新內閣不贊成是舉，遂將布加卑等撤退回國，後劉家運等則以關於此事被逮而犧牲也。此革命運動之起國際交涉者也。同盟會成立未久，發刊民報，鼓吹三民主義，遂使革命思潮彌漫全國，自有雜誌以來，可謂成功最著者。其時慕義之士，聞風興起，當仁不讓，獨樹一幟以建義者，踵相接也。其最著者如徐錫麟、熊成基、秋瑾等是也。丙午萍醴之役，則同盟會會員自動之義師也。當萍醴革命軍與清兵苦戰之時，東京之會員莫不激昂慷慨，怒髮衝冠，亟思飛渡內地，身臨前敵，與虜拚命，每日到機關部請命投軍者甚眾，稍有緩卻，則多痛哭流淚，以為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其雄心義憤，良足嘉尚！獨惜萍鄉一舉，為會員之自動，本部於事前一無所知，故臨時無所備；然而會員之紛紛回國從軍者，已相望於道矣。尋而萍醴之師敗，而劉道一、寧調元、胡英等竟被清吏拿獲，或囚或殺者多人。此為革命同盟會會員第一次之流血也。由此而後．，則革命風潮之鼓盪全國者，更為從前所未有，而同盟會本部之在東京，亦不能久為沉默矣。時清廷亦大起恐慌，屢向日本政府交涉，將予逐出日木境外，予乃離日本而與漢民、精衛二人同行而至安南，設機關部於河內，以籌畫進行。旋發動潮州、黃岡之師不得利，此為予第三次之失敗也。繼又命鄧子瑜發難於惠州，亦不利，此為予第四次之失敗也。時適欽廉兩府有抗捐之事發生，清吏派郭人漳、趙伯先二人各帶新軍三四千人往平之。予乃命黃克強隨郭人漳營，命胡毅生隨趙伯先營，而游說之，以贊成革命，二人皆首肯，許以若有堂堂正正之革命軍起，被等必反戈相應。於是一面派人往約欽廉各屬紳士鄉團為一致行動；一面派萱野長知帶款回日本購械，並在安南招集同志，並聘就法國退伍軍官多人，擬器械一到，則占據防城至東興一帶沿海之地，為組織軍隊之用。東興與法屬之芒街，僅隔一河，有橋可達，交通甚為利便也。滿擬武器一到，則吾黨可成正式軍隊二千餘人，然後集合欽州各鄉團勇六千人，而後要約郭人漳、趙伯先二人所帶之新軍約六千餘人，便可成一聲勢甚大之軍隊。再加以訓練，當成精銳，則兩廣可收入掌握之中，而後出長江以合南京、武昌之新軍，則破竹之勢可成，而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矣。乃不期東京本部之黨員忽起風潮，而武器購買運輸之計畫為之破壞，至時防城已破，武器不來，予不特失信於接收軍火之同志，並失信於團紳矣。而攻防城之同志至時不見武器之來，乃轉而逼欽州，冀郭軍之響應；郭見我軍之薄弱，加以他軍為之制，故不敢來。我軍遂進圍靈山，冀趙軍之響應；趙見郭尚未來，彼亦不敢來。我軍以力薄難進，遂退入十萬大山，此為予第五次之失敗也。欽廉計畫不成之後，予乃親率黃克強、胡漢民並法國軍官與安南同志百數十人襲取鎮南關，占領三要塞，收其降卒，擬由此集合十萬大山之眾，而會攻龍州。不圖十萬大山之眾，以道遠不能至，遂以百餘眾握據三砲臺，與龍濟光、陸榮廷等數千之眾連戰七晝夜，乃退入安南。予過諒山時為清偵探所察悉，報告清吏，後清廷與法國政府交涉，將予放逐出安南，此為予第六次之失敗也。予於離河內之際，一面令黃克強籌備再入欽廉，以圖集合該地同志，一面令黃明堂窺取河口，以圖進取雲南，以為吾黨根據之地，後克強乃以二百餘人出安南，橫行於欽廉上思一帶，轉戰數月，所向無前，敵人聞而生畏，克強之威名因以大著。後以彈盡援絕而退出，此為予第七次之失敗也。予抵星洲數月之後，黃明堂乃以百數十人襲得河口，誅邊防督辦，收其降眾千有餘人，守之以待幹部人員前往指揮。時予遠在南洋，又不能再過法境，故難以親臨前敵以指揮之，乃電令黃克強前往指揮：不期克強行至半途，被法官疑為日本人，遂截留之而送之回河內，為清吏所悉，與法政府交涉，乃解之出境。而河口之眾，以指揮無人，失機進取。否則蒙自必為我有，而雲南府亦必無抵抗之力。觀當時雲貴總督錫良求救之電，其倉皇失措可知也。黃明堂守候月餘，人自為戰，散漫無紀，而虜四集，其數約十倍於我新集之眾，河口遂不守，而明堂率眾六百餘人退入安南，此為予第八次之失敗也。後黨人由法政府遣送出境，而往英屬星加坡。到埠之日，為英官阻難，不准登岸。駐星法領事乃與星督交涉，稱此六百餘眾，乃在河口戰敗而退入法境之革命軍，法屬政府以彼等自願來星，故送之至此云云。星督答以中國人民而與其本國政府作戰，而未得他國承認為交戰團體者，本政府不能視為國事犯，而祇視為亂民，亂民入境，有違本政府之禁例，故不准登岸，而法國郵船停泊岸邊兩日，後由法屬政府表白，當洞口革命戰爭之際，法政府對於兩方曾取中立態度，在事實上直等於承認革命黨之交戰團體也，故送來星加坡之黨人，不能作亂民看待等語。星政府乃准登岸，此革命失敗之後所發生之國際問題也。由黃岡至河口等役，乃同盟會幹部由予直接發動，先後六次失敗。經此六次之失敗，精衛頗為失望，遂約合同志數人入北京，與虜酋拚命，一擊不中，與黃復生同時被執繫獄，至武昌起義後乃釋之。同盟會成立之前，其出資以助義軍者，不過予之親友中少數人耳，此外則無人敢助，亦無人肯助他。自同盟會成立後，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矣。當時出資最勇而多者張靜江也，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萬元盡以助餉；其出資勇而摯者，安南堤岸之黃景南也，傾其一生之蓄積數千元，盡獻之軍用，誠難能可貴也。其他則有安南西貢之巨商李卓峰、曾錫周、馬培生等三人，曾各出資數萬，亦當時之未易多見者。予自連遭失敗之後，安南、日本、香港等地與中國密邇者，皆不能自由居處，則予對於中國之活動地盤已完全失卻矣。於是將國內一切計畫，委託於黃克強、胡漢民二人，而予乃再作漫游，專任籌款，以接濟革命之進行。後克強、漢民回香港設南方統籌機關，與趙伯先、倪映典、朱執信、陳炯明、姚雨平等謀，以廣州新軍舉事，運動既熟，擬於庚戌年正月某日發難，乃新軍中有熱度過甚之士，先一日因小事生起風潮，於是倪映典倉卒入營，親率一部分從沙河進攻省城，至橫枝岡，為敵截擊，映典中彈被擒死，軍中無主，遂以潰散，此吾黨第九次之失敗也。時予適從美東行，至三藩市，聞敗而後，則取道檀島日本而回東方。過日本時，曾潛行登陸，隨為警察探悉，不准留居，遂由橫濱渡檳榔嶼約伯先、克強、漢民等來會，以商捲土重來之計畫：時各同志以新敗之餘，破壞最精銳之機關，失卻最利便之地盤，加之新軍同志亡命南來者實繁有徒，招待安插，為力已窮，而吾人住食行動之資，將虞不繼，舉目前途，眾有憂色。詢及將來計畫，莫不唏噓太息，相視無言。予乃慰以一敗何足餒，吾囊之失敗，幾為舉世所棄，此之今日，其困難實百倍；今日吾輩雖窮，而革命之風潮已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從今而後，只慮吾人之無計畫無勇氣耳。如果眾志不衰，則財用一層，予當力任設法。時各人親見檳城同志之窮，吾等亡命境地之困，日常之費，每有不給，顧安得餘資以為活動？予再三言必可設法，伯先乃言：「如果欲再舉，必當立速遣人攜資數千金回國，以接濟某處之同志，免彼散去，然後圖集合再設機關以謀進行。吾等亦當繼續回香港與各方接洽。如是日內則需川資五千元，如事有可為，則又非數十萬大款不可。」予乃招集當地華僑同志會議，勗以大義。一夕之間，則醵資八十有奇。再令各同志擔任到各埠分頭勸募，數日之內，已達五六萬元，而遠地更所不計。既有頭批的歌，已可分頭進行；計畫既定，予本擬遍遊南洋英荷各屬，乃荷屬則拒絕不許予往，而英屬及暹羅亦先後逐予出境。如是則東亞大陸之廣，南洋島嶼之多，竟無一寸為予立足之地，予遂不得不遠赴歐美矣。到美之日，通遊各地，勸華僑捐資以助革命，則多有樂從者矣。於是乃有辛亥三月二十九廣州之舉。是役也，集合各省革命黨之精英，與彼虜為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黃花岡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此為吾黨第十次之失敗也。
先是陳英士、宋鈍初、譚石屏、居覺生等既受香港軍事機關之約束，謀為廣州應援，廣州既一敗再敗，乃轉謀武漢。武漢新軍自予派法國武官聯絡之後，革命思想日日進步，早已成熟，無如清吏防範亦日以加嚴，而端方調兵入川，湖廣總督瑞徵則以最富於革命思想之一部分交端方調遣，所以然者，蓋欲弭患於未然也。然自廣州一役之後，各省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而清吏皆盡入恐慌之地，而尤以武昌為甚。故瑞徵先與某國領事相約，請彼調兵船入武漢，倘有革命黨起事則開砲轟擊。時已一日數驚，而孫武、劉公等積極進行，而軍中亦躍躍欲動，忽而機關破壞，拿獲三十餘人，時胡英尚在武昌獄中，聞耗即設法止陳英士等勿來，而砲兵與工程等營兵士已多投入革命黨者，聞彼等名冊已被搜獲，明日則必拿人等語。於是迫不及待，為自存計，熊秉坤首先開槍發難，而蔡濟民等率眾進攻，開砲轟擊督署。瑞徵聞砲，立逃漢口，請某領事如約開砲攻擊。以庚子條約，一國不能自由行動，乃開領事團會議，初意欲得多數表決即行開砲攻擊以平之。各國領事對於此事，皆無成見，惟法國領事羅氏，乃予舊交，深悉革命內容。時武昌之起事第一日，則揭櫫吾名，稱予命令而發難者。法領事於會議席上，乃力言：「孫逸仙派之革命黨乃以改良政治為目的，決非無意識之暴舉，不能以義和團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時領袖領事為俄國，俄領事與法領事同取一致之態度，於是各國多贊成之，乃決定不加干涉，而並出宣布中立之布告。瑞徵見某領事失約，無所倚恃，乃逃上海。總督一逃，而張彪亦走，清朝方面，已失其統馭之權，秩序大亂矣。然革命黨方面，孫武以造炸藥誤傷未愈，劉公謙讓未遑，上海人員又不能到，於是同盟會會員蔡濟民、張振武等，乃迫黎元洪出而擔任湖北都督，然後秩序漸復。厥後黃克強等乃到；此時湘鄂之見已萌，而號令已不能統一矣。按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其主因則在瑞徵一逃，倘瑞徵不逃，則張彪斷不走，彼之統馭必不失，秩序必不亂也。以當時武昌之新軍，其贊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調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砲兵及工程營之部分耳。其他留武昌之新軍，尚屬毫無成見者也。乃此小部分以機關破壞而自危，決冒險以成功，成敗在所不計，初不意一擊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漢而亡胡者歟。武昌既稍能久支，則所欲救武漢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漢之一著，而在各省之響應也。吾黨之士，皆能見及此，故不約而同，各自為戰，不數月而十五省皆光復矣。時響應之最有力而影響於全國最大者，厥為上海。英士在此積極進行，故漢口一失，英士則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窺取南京。後漢陽一失，吾黨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則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較他著尤多也。武昌起義之次夕，予適行抵美國哥羅拉多省之典華城。十餘日前，在途中已接到黃克強在香港發來一電，因行李先運送至此地，而密電碼則置於其中，故途上無由譯之。是夕抵埠，乃由行李檢出密碼，而譯克強之電，其文曰：「居正從武昌到港，報告新軍必動，請速匯款應急」等語。時予在典華，思無法可得款，隨欲擬電覆之令勿動，惟時已入夜，予終日在車中體倦神疲，思慮紛亂乃止，欲於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時再詳思審度而後覆之，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時，起後覺饑，先至飯堂用膳，道經迴廊報舖，便購一報攜入飯堂閱看。坐下一展報紙，則見電報一段曰：「武昌為革命黨占領。」如是我心中躊躇未決之覆電，已為之冰釋矣。乃擬電致克強，申說覆電延遲之由，及予以後之行蹤，遂起程赴美東。時予本可由太平洋潛回，則二十餘日可到上海，親與革命之戰以快生平；乃以此時吾當盡力於革命事業者，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所得效力為更大也，故決意先從外交方面致力，俟此問題解決而後回國。按當時各國情形，美國政府對於中國則取門戶開放、機會均等、領土保全，而對於革命則尚無成見，而美國輿論則大表同情於我；法國則政府民間之對於革命皆有好意：英國則民間多表同情，而政府之對中國政策，則惟日本之馬首是瞻；德俄兩國當時之趨勢，則多傾向於清政府。而吾黨之與彼政府民間皆向少交際，故其政策無法轉移；惟日本則與中國最密切，而其民間志士不獨表同情於我，且向有捨身出力以助革命者。惟其政府之方針實在不可測，按之往事，彼曾一次逐予出境，一次拒我之登陸，則其對於中國之革命事業可知。但以庚子條約之後，彼一國不能在中國單獨自由行動。要而言之，列強之與中國最有關係者有六焉：美、法二國則當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國則當反對革命者也；日本則民間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對者也；英國則民間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故吾之外交關鍵，可以舉足輕重為我成敗存亡所繫者，厥為英國；倘英國右我，則日本不能為患矣。予於是乃起程赴紐約，覓船渡英，道過聖路易城時，購報讀之，則有武昌革命軍為奉孫逸仙命令而起者，擬建共和國體，其首任總統當屬之孫逸仙云云。予得此報，於途中格外慎密，避卻一切報館訪員，蓋惡虛聲而圖實際也。過芝加哥時，則帶同志朱卓文一同赴英。抵紐約時，聞粵中同志圖粵急，城將下，予以欲免流血計，乃致電兩廣總督張鳴岐，勸之獻城歸降，而命同志全其性命，後此目的果達。到英國時，由美人同志咸馬里代約四國銀行團主任會談磋商，停止清廷借款之事。先清廷與四國銀行團結約，訂有川漢鐵路借款一萬萬元，又幣制借款一萬萬元。此兩宗借款，一則已發行債票，收款存備待付者；一則已簽約而未發行債票者。予之意則欲銀行團於已備之款停止交付，於未備之款停止發行債票。乃銀行主幹答以對於中國借款之進止，悉由外務大臣主持，此事本主幹當惟外務大臣之命是聽，不能自由作主也云云。予於是乃委托維加砲廠總理為予代表往與外務大臣磋商，同英政府要求三事：一、止絕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處英屬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國。三事皆得英政府允許，予乃再與銀行團主任開商革命政府借款之事。該主幹曰：「我政府既允君之請而停止吾人借款清廷，則此後銀行團借款與中國，只有與新政府交涉耳。然必君回中國成立正式政府之後乃能開議也。本團今擬派某行長與君同行歸國，如正式政府成立之日，就近與之磋商可也。」時以予在英國個人所能盡之義務已盡於此矣，乃取道法國而東歸。過巴黎，曾往見其朝野之士，皆極表同情於我，而尤以現任首相格利門梳為最懇摯。予離法國三十餘日，始達上海，時南北和議已開，國體猶尚未定也。當予未到上海之前，中外各報皆多傳布謂予帶有巨款回國．，以助革命軍，予甫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中外各報館訪員之所問者亦以此，予答之曰：「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達，無和議之可言也。」於是各省代表乃開選舉會於南京，選舉予為臨時總統。予於基督降生一千九百十二年正月一日就職，乃申令頒布定國號為中華民國，改元陽曆，以是年為中華民國元年。於是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復中華、創立民國之志，於斯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