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基本觀念
一、「德謨克拉西」的內涵及其演進
（一）定義的困難
英文的Democracy，在中文音譯為「德謨克拉西」，較流行的意譯為民主、民主政治、民主主義、民治主義、平民政治等，張東蓀先生認為用「民主主義」比較恰當，「因為不限於只在政府方面，是一個政治制度而已。……把民主政治化為民主主義，使其除政治外包括各方面，例如生活與思想態度亦在其內。」其實上述的意譯都容易使人望文生義、迎致誤解，因此有人主張乾脆用「德謨克拉西」，是不無道理的。
本來Democracy是發源於希臘字的demokratia，由demos（平民）與krateiv（統治）組成，所以照字面就是「平民統治」的意思，但這種「字解字的定義」仍沒能告訴我們：這名詞到底代表什麼東西？套用薩托里（Giovanni Sartori）的話說，民主政治就是「一個誇張的名詞，代表某種並不存在的東西」，換言之民主政治一詞（the word democracy）並沒有恰切表示民主政治之實體（the thing democracy）。由此可見民主政治一詞只能引到一個自行規定的（prescriptive）定義，只要我們再找出一個描述的定義，也就是把應然面與實然面分別清楚──其內容留後申述，則有關定義的困難已解決大半。
其次，我們若想為民主政治這名詞，取得一個明確的、有幫助的及可用的意義；就必須記住它是一個縮寫或簡稱（abbreviation），原是包括一套文明的價值及其累次添加物的，以下我們就用歷史的方法來檢討此一「簡稱」的豐富內涵。
（二）古希臘的民主
一般人所習稱的「古希臘」民主，實際上只能以古典時代──特指西元前第七至五世紀的「雅典」民主政治為典範。而雅典的民主政治也不是一蹴可幾的，從西元前第八世紀的君主政治，而第七世紀之貴族政治，第六世紀之寡頭政治、僭主政治，而第五世紀之民主政治。其制度隨客觀環境的變遷而有因襲損益，到了帕里克里斯（Pericles, 495-429 B.C.）執政的時期才是成熟期。西元前四三一年斯巴達與雅典發生戰爭，帕氐在紀念雅典陣亡將士時所作之葬禮演說辭，實是闡述雅典民主的重要文獻，歸納有關的要點有三：一是多數人統治；二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三是個人生活的自由。為了進一步暸解，我們可以把希臘學者所闡述的民主制度特徵作成一個圖表：
〔社會環境〕
1. 窮人統治
2. 剝削富人
3. 廢除以勞力償債制度及以財產為出任公職條件的辦法
4. 凡人才都有出頭機會，不論其家庭地位和經濟情況如何
〔政府制度〕
1. 公事由公民公開討論和決定，以達成多數統治
2. 多數公職的空缺用抽籤辦法全憑機會填補
3. 一切官員都要負起責任
4. 大的公民陪審團
〔政治理想〕
1. 平等
2. 言論平等（自由），從反對方面看就是由無知者控制
3. 自由和變通，從反對方面看就是放縱和紊亂（License and disorder）
4. 服從法律和公職人員的權威
5. 不斷參加各種公民活動
今天很多人都知道古希臘的民主是現代民主的「鼻祖」，但卻很少人能分清楚前者所謂公民的、政治的、司法的、個人的以及其他許多自由的觀念，與後者是如何的不同。其實雅典民主是建立在奴隸制上面的，其所謂德謨（demos）也只涉及一個希臘城市，一個緊密的小社區，在當地充為一個決策機構而已，今天的事實是：一個政體（polity）愈大，則「平民」的概念就愈難表示一個實在的社區，也就是愈趨向於表示一個邏輯的虛構。當我們說及希臘的體制是一個民主國家，在詞彙及概念上很不準確，因為那民主的特色是無國家的（stateless），在它的體制下平民（demos）代替了國家，所以對希臘人來說，民主政治是一種由集體作成決策的政治體制，其自由不從反對國家權力以表現出來，而是從參加權力的集體行使來表現，其個人主義的精神乃缺乏一個合法的私人餘裕（a legitimate private space），我們不妨這樣說：「如果希臘的民主概念經應用到現在世界，它就相當於一種極權的專制主義」。
（三）近代初期的民主理論
從希臘城邦之覆亡以至近代立憲制度的興起，其間相差達兩千年之久未曾有今日意義的「民主」，這期間在歐洲有三股強大的力量結合起來，使「重視集團而不重視個人」的傳統得以延續下來，那就是：羅馬帝國的建立，基督教會的勝利和封建制度的擴張。不過中世紀並不若一般想像的那麼「黑暗」，因為「現代觀念裏的憲法至萵無上便是直接承繼自中古的觀念」，「現代的代議事例也是起源於中世紀羅馬帝國覆亡後國家權威分散的結果」，而代議制度正是使民主思想由古希臘城邦過渡到現代民主國家所必要的憑藉。
所謂「近代初期」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紀，剛好是歐洲君主專制政體由建立、鼎盛到衰微的興亡史，這時期的政治思想便隨著實際政治的發展而不斷變遷著。首先擁護君權的主要學者有：義大利的馬克維里（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法國的布丹（Jean Bodin, 1530-1596），英國的霍布士（Thomas Hobbes, 1588-1679），君權伸張的結果，人民不堪其苦，自然向君王要求權利，近代的民權思想於是發軔，最重要的思想家是英國的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他的社會契約說不再是霍布士般之「片面的」，而是君主與人民雙方都有對等責任，換言之君主固然有權要求效忠並履行義務，但君主若未能履行契約義務時，人民亦有權革命以令立君主，洛克這種理論可以說是十七世紀英國政治現實的反應──一六四九年殺死國王查理一世的「清教徒革命」，到一六八九年發佈「權利法案」的光榮革命，英王或英后已漸成為國家的裝飾品，而大權操于國會之手。其次法國的孟德斯鳩（Montesqueau, 1689-1755），把洛克的分權理論改成「三權分立」而傳遍歐陸，並提供了後來美國政府的理論基礎。至於盧梭（J. J. Rousseau, 17I2-1778）的民主理論，與上述諸人迥異其趣，他的公共意志（general will）說法雖不切實際，但沒有人能否認政治決策作成時個人所應有的一份，其「直接民主」的不妥協性，對現代民主政治的衝擊是很大的。
從某個角度看，關於民主的概念自古希臘到了十八世紀仍然極少變化，把君主、貴族、民主三種基本政體奉為分類的圭臬。例如在盧梭的觀念中「民主」必須是人民自己來統治自己，代議制度不能稱為民主，因為人的意志是不能被他人代替的；其他像孟德斯鳩、洛克、霍布斯也都遵循古代的傳統公式──狹義的分類，甚至被稱為「美國憲法之父」的麥迪生（James Madison, 1751-1836），也小心地把民主和共和（republic）區分開來，前者是人民直接當政的，只限於一小塊地方的；後者是由代表治理的，可行於廣大區域的，由於美國開國諸公的古典觀念，美國憲法中並無「民主」的字眼，一個最強力的現代民主國家，在誕生時竟不敢以民主為名！
在十八世紀末期，無論開明專制或暴政專制，都已不為中產階級所接受，一旦法國革命把舊制度一舉推翻，拿破崙戰爭又把革命的思想傳播到其他各國，至此，世襲君主與絕對專制的制度才開始走上結束的階段。
（四）十九世紀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
十九世紀的主要政治運動有三、即民族主義、自由主義（Liberalism）和激進主義（Radicalism），後二者就是此處要說者。先從區別民主運動與自由運動開始。所謂的自由運動是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他們多數來自專門職業份子和商人階級，他們反對政府對於貿易的干預，願意充分擔任政府的責任，痛恨教會、貴族和君主的傳統權威，簡言之他們企求的政治目的是「憲政政府」，使立法權更民主化。不過他們對於農村或城市下層階級的要求，則不願重視，為了建立自己的優勢地位，乃主張資產階級的參政權（限制選舉）以阻止下層階級的參政。至於從事民主運動的民主份子，在全國人民中居於多數的地位，被主張男子普遍參政權，全體人民可以透過代表以統治國家，但在英國貴族院的繼承制和平民院給地主階級佔優勢的情況下，激進運動的發展極其遲緩，一八三二年、一八六七年、一八八四年的參政權擴張可以算是該運動的「成果」。我們可以說英國的民主運動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才真正開始，美國在傑克遜總統（Andrew Jackson）在職期間（1829-1837）開始，至於法國和歐洲其他地區的民主運動，則在十九世紀末年才有急速的發展──雖然它們的自由運動都早已熱烈地展開。
如上所述，在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以前，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一度是對立的，直到第三位抗議者──社會主義出現，前二者基於在選舉上的相同立揚，於是會聚起來，這種現象從當時的著名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0-1855）身上，正好可以窺知一斑，托氏在一八三五年出版的「美國民主政治」上卷，顯然以為民主政治與自由主義是對立的，但在一八四八年他出席制憲國會時，說「民主政治與社會主義祗藉平等一詞以連繫；但差異必須注意到：民主政治需要自由中的平等，而社會主義需要窮困及奴役的平等。」這表示他放棄了民主政治這名詞之古典的或前於自由主義的（preliberal）意義，而給予這名詞以新的、現代的意義──所謂民主政治就是自由的民主政治。
至此要明瞭「自由民主」的正確意涵，就須從認清自由主義本身、自由主義之最純粹的形式開始。自由主義首度發展於十七、十八世紀的英國，一六八八年的光榮革命被認為是歷史上第一次的「自由（主義）革命」，從此以後歐洲大陸，英國的一些殖民地及其他世界各地才漸漸有了自由黨、自由觀念。就其發展而言，大致可分為早期的或古典的自由主義，與現代的或新自由主義；不過基本目標都是在反對干涉與解除束縛，以個人為目的，視國家為工具。早期的自由主義側重於減少乃至排除國家權力對個人自由的干涉，並且一度以經濟放任主義的姿態出現，但是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就開始改變它的放任學說，主張利用國家權力來解除社會經濟勢力對個人自由的威脅與束縛，最能代表這種轉變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是英國的格林（T. H. Creen, 1832-1882），他反對僅求免於干涉的消極自由，提出「積極自由」的觀念，認為自由是個人在國家中實現自我的能力，因此自由必須實際上成為可能。法律所保障的契約自由，對無知無力的人來說，反而是任人宰割，所以格林熱切提倡強迫教育、法定工資、公共衛生等社會福利立法。由此可見，原來自由主義要求自由，民主政治要求平等，而在「自由民主」的體制下，自由平等已能得到相當的合併與協調──尤其後日的美國民主更提供了有力的事實證明。
（五）二十世紀的大眾民主（popular democracy）
本世紀的民主與十九世紀的基本區別是，那些在中產階級中有效運作的政治主義，擴張到更大的社會層面，「齊一性」（Uniformity）乃成為大眾民主的顯著特色，造成這種現象的因素很多，若從政治思想的角度看，可以溯至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學說，大大影響了社會理論，而形成美國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倫理基礎，並依次衝擊了十九世紀的民主理論，使成二十世紀更一般化（大眾化）的顯現。再從經濟社會的角度看，十九、二十世紀是資本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西方社會成為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大工業社會」，其主要的特徵「分工專業化」、「產品標準化」，使得人人享受單調的平等，工作也變得機械而刻板，這些大都與「自由」的精神有所抵觸，前述一八三五年托克維爾的預言乃不幸應驗。
雖然本世紀的民主是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的產兒（step-child），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在十九世紀開始歡聚，今天卻又面臨分手的命運──吾人應知連同「自由民主」之死亡，民主政治亦將死亡。此外，關於本世紀民主政治面臨的危機，主要還可以歸納為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所謂「人民民主」概念的有意混淆。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建立了蘇俄共產政權，它雖然不想成為自由的國家，但卻強調其民眾的與民主的性質，把歐美的自由民主貶為形式的、資本主義的虛假民主。蘇聯及其衛星國家的觀念核心，乃是深信在國家尚未凋謝的階段裏，一國政府的作為是要「客觀地」有益於大眾，而不必是大眾自己來要求的，換言之民主也者只在乎政府「做什麼」，不在乎政府「如何決定」做什麼；它乃是一個「為人民」（即為無產階級）而治的政府，而不必是「由人民」來治的政府，至於誰能明瞭並決定民眾的需要呢？當然是作為「無產階級之先鋒」的共產黨。依照這種邏輯，則允許非共或反共的黨與政策存在，享有組織自由與言論自由，乃是「不民主」的，對於以上這種「科學的意識型態」，筆者不擬一一批評，只要說明兩點：第一，彼最得意的財產平等──恰切的說法是財產之缺乏的平等，怎可以是實在的自由呢？他們顯然忘記，人們駕馭他人的慾望並不是聯繫於財產的一件有形東西，或者無論如何不是一件有形的東西，第二，一套不自由的民主政治就是一套極權的民主政治，而「極權民主」就像「圓的方塊」那般，是荒謬而無法想像的。如果一套政治體制自稱為民主政治，我們就信它是民主政治，乃是藉民主之名以毀民主之實而不自知。
其次，歐美政治學界過份強調「經驗的民主理論」，對傳統的民主理想也構成了相當的威脅。這原是受到其他社會學科之研究結果所影響的。溯自二十世紀初葉的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認為人類的公然行為大都是受到非理性的、無知的驅迫而有，這種看法使人不大可能再天真假設所有人的社會行為都是理性的；另外早期的社會學者也認為，大都份所謂的「個體行為」無非是參與團體的結果，包括受到家庭、朋友、工作團體等等的指引，並不是個人內都因素來決定其行為的。於是，人既然不是「理性的」「個體」存在，則自由民主的理論豈不是連根動搖了嗎？尤有進者，熊彼德（Joseph A. Schumpeter）在一九四二年出版的著作中，嚴刻地說：「古典自由學說的柱石將純可避免地碎為塵土。」他並且提出「另一種民主理論」，說民主政治僅是產生領導者的程序：即精英集團藉和平競爭以獲取人民選票，以掌握決策的權力，至於普通公民則無法參與決策。這是所謂民主的程序論，構成「經驗的民主理論」的核心觀念。其他如道爾（Robert A. Dahl）和林勃隆（Charles E. Lindblom）大力闡述的多元政體（polyarchy）論，也就是這一類的修正派。下面我們來看看幾位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對此一修正派的批評：第一、瓦克爾（Jack L. Walker）說，精英民主理論者認為古典民主理論的最大缺點是脫離現實，其實古典理論本無意於描述任何現存的政治制度，它是一種理想政體之大綱，是人類應努力以赴的藍圖；而精英論者對現實主義的追求，改變了民主理論中的規範性要素，很可能只成為現存秩序的雄辯護航者罷了。第二、波托莫（T. B. Bottmore）認為，所有的精英論都否認真正「民治」政府的可能性──即對林肯的古典公式產生懷疑，而傾向於將代議政治視為民主的理想，殊不知代議式的政府乃是今日不得不然的不完美型態，而民主乃是一個以人類完全自治為理想的運動，那怕這目標也許永遠不能臻至。再者，認為精英份子間互相競爭，牽制對方的權力就足以保障民主了，乃是本世紀的政治神話之一，要知道西方社會精英階層與其他階級的分野，事實上常是明顥而不易跨越的，如果我們忽視他們與其他階級的關係，與其他階級的衝突，則將大大誤解了政治生活真相。現在我們該強調的倒是，自願結社的複雜性（multiplicity），因為當我們強調充滿活力的地方自治政府、職業團體以及其他自願結社之重要性時，所強調的並非這些團體之參與爭奪政治權力，而是它們提供一般公民以無數「學習自己治理自己」的機會，在一個幅員遼闊而又複雜的社會，民治的理想可以藉此獲得部份的實現。最後有一種調和的論調值得在此提出者，就是湯普生（Dennis F. Thompson）主張，當我們以行為主義的社會科學來辯護或修正民主理論時，民主理論所含的便值標準與經驗研究所得之知識兩者，我們都應給以適當的重視。至於兩者匯合的目標，應該是建立一個能夠整合價值標準與經驗證據的完整理論，此整合理論既非經驗的，亦非規範的。湯普生本人已在這方面作了值得稱道的努力。
二十世紀民主政治的第三個危機，是來自所謂「開發中國家」的。儘管二十世紀被稱為「民主的世紀」，幾乎沒有一個國家敢反對民主的價值，但是自從二十世紀進入下半期以來，民主政治已經退居防守的地位，很多新興國家在初獲獨立時，雖然也採取民主政治的路線，但時日一久，就紛紛對民主不大加以理睬，或者已經被一個多少有點專制色彩的政治型態所代替了。於是頗有一些政治社會學者，根據統計資料，認為民主政治的成功失敗，端看某些經濟與社會的條件是否俱足而定，然而這種經驗性的解釋並沒有解決問題，因為歷史事實顯示，人們寧可國家獨立而過著不民主的生活，也不願自己國家是「民主的」殖民地；另一方面「發展經濟」總是開發中國家的首要課題，以巴西來說，七○年代驚人的經濟成長，如果換以（低效率的、浪費的）民主政治過程來推動，一定有很大的困難，不過如果以「經社條件不足」作為民主試驗失敗的原因，或不行民主的藉口，我們不禁要問：何時才夠條件？要是這些學者看到昔日英國法國的內戰，弒君行徑，一定也會宣稱它們仍然條件不足的。容我們這樣說，當一國之內沒有民主的驅力（democratic forces）時，不妨先建立一個非民主的政府以取代那腐敗封建的或獨裁的政府，等到建立安定時才把民主的型式引進。
以上所述的三種危機，恰好主要屬於三種不同的國家類型，並且是持續至今而方興未艾，這表示民主政治面臨的危機是全球性的。近年來又重新流行的恐怖行為──如日本赤軍連、義大利赤軍旅、西德赤衛軍，要打倒猶太復國運動的「巴游」等等，這是一種非理性主義的暴發，使得「讓情感儘量放射出來」變得比討論、事實與容忍更重要，在這種氣氛下民主政治是無法發揮功能的。總之，人類須要再重新肯定並倡議理性、寬容和人道等舊有的信念，堅定對民主政治的信心，否則難保民主政治不隨著二十世紀的結束而壽終正寢。
二、民主主義與民權主義
（一）一些不必要的詮釋
今天的中國人一看到「民權主義」四字，自然就想到 中山先生。「辭海」對「民權主義」的解釋便是：「孫中山先生所倡三民主義之一，其目的在求政治上之自由平等，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等之自由權，並實行普通選舉制，廢除資產別、性別之限制選舉，復於間接民權之外，行直接民權……」，另外，一般人看到「民主主義」則又聯想到歐美流行的那一套，似乎把民權主義與民主主義截然劃分了，這種心理狀態的形成，是近幾十年來某些著名學者有意造就的，他們認為 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優於」西方的民主主義，並且是要「代替」民主主義的。
在 中山先生奔走革命的時代，國人普遍對民主的觀念還相當陌生， 中山先生為了喚起民眾，尋求支持，乃重視宣傳主義以開化人心，因此所揭櫫的理想以及對西方民主的針砭，難免有誇大渲染之處，在當時甚且為革命情勢所必需。然而近幾十年以來，研究三民主義的著作汗牛充棟，就民權主義部分來說，竟多半無視於西方民主主義的鉅大轉變，在闡述民權主義時頗多「無心的誤解」與「善意的曲解」，殊不知今日國人之教育水準已非昔日可比，拙劣的宣傳很容易引起相反的效果。筆者擬在進入 中山先生民主理論的本題之前，對上述之「不必要的詮釋」略作批評，以為前車之鑑。
許多學者在闡述民權主義時喜歡與歐美的民主政治作比較，以下是一個代表性的說法：
歐美的民主政治／國父的民權主義
1. 主權在民 ／主權在民
2. 共和國體 ／共和國體
3. 立憲政體 ／立憲政體
4. 個人本位 ／民族本位
5. 天賦人權 ／革命民權
6. 議會制度 ／權能平衡
7. 間接民榷 ／直接民權
8. 三權分立 ／五權分立
9. 自然政治 ／計劃政治
10. 資本基礎 ／民生基礎
11. 階級政治 ／民族政治
如果為了增進暸解民權主義，作這種方式的比較是無可厚非的，但應再註明所謂「歐美的民主政治」是指那一時期，那一國家的才對。可是這些學者的用意並非如此而已，「因為不同之處很多，加以自成一種之故，所以不能把它與歐美底民主政治混淆。否則便要破壞其體系，混亂其思想，至於捨己從人。……三民主義者應該隨時隨地都穩立於國父底民權主義之上。它是優於歐美底民主政治的主義。」「民權主義所主張的學理和制度，對歐美的民主主義而言，確為一重大的進步。今後世界各國的民主政治，如果能夠確朝著民權主義所指示的路線跟進，一定有其遠大而光明的前途的。」「以上所述諸點，便是 國父主張以民權主義代替近代民主主義制度的大要。」於是我們必須考察一下，前面所列的比較表是否恰當合理。粗略言之，它至少有以下的問題：第一，論者將民主政治分為個人主義的、社會主義的、三民主義的三種類型，並且認為民權主義是根據集體主義（民族主義）的。姑不論這種分類是否恰當，筆者以為中山先生固然講過「犧牲個人自由以成公眾之自由」，主張「個人不能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但也曾經「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絕對自由權」。因此他既不會強調個人主義，想必也不反對個人主義。雖然民族主義問題在今日之中國仍是當務之急，但是「中國固有文化上個人獨立的人格，除了在道德一方面為儒家所重之外，其他在法律方面、政治方面、社會方面都沒有真正實現，所以個人主義在今天的中國尚是需要。」況且現代個人主義的內涵已有了重大的轉變，所謂「新個人主義」已沒有什麼值得反對的了。第二、歐美的天賦人權，三權分立觀念，和間接民權、議會制度等等，各有其特珠的歷史背景、環境需求，在付諸實行時難免有值得批評的地方；就像中國有自己的歷史背景、環境需求，而強調革命民權、五權分立一樣，因此何必說是「優於」？即使 中山先生主觀上要彌補西方民主的缺點，而提出一些修正的看法，我們也應該從客觀上檢討它是否真的彌補了，並且要問那些缺點是否仍然存在？又 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是否已施行成功？否則根據我們的「學理」去比較西方的「實際」，就要人家「跟進」，未免太一廂情願了。
（二）民權主義是中國的民主主義
中山先生曾經特別解釋用民生主義這名詞來替代「社會主義」的理由，例如社會主義派別繁多，在範圍上民生主義可以包括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集產主義云云，但是他從來沒有說過「用民權主義代替民主主義」的理由，因為在他心目中「民權主義」一詞，和一般人常說之「民主政治」、「民主主義」、「民治主義」，只不過是翻譯上的不同而已，在英文皆為「德謨克拉西」，有以下引文為證。
民權主義第二講中提到：「歐美人民最初的戰爭是為自由，自由爭得之後，學者才稱這種結果為民權。所謂『德謨克拉西』，此乃希臘之古名詞，……民權這種事實，在希臘羅馬時代已發其端，……後來希臘羅馬亡了，這個名詞便忘記了。最近二百年內為自由戰爭，又把民權這個民詞再恢復起來。」民權主義第五講也說：「中國自革命以後，成立民權政體，凡事都是應該由人民作主的；所以現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民國八年復于右任函也有：「比者世界潮流所趨，民治主義日增而月長，但能篤守主義，持以無倦，前途成功，可預期也。」當然 中山先生之使用「民權」二字並不是都有原來「德謨克拉西」那般複雜的內涵，乃也有作狹義使用的時候，例如「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權。」「何謂民權？即近來瑞士國所行之制：民有選舉官吏之權，民有罷免官吏之權，民有創制法案之權，民有複決法案之權，此之謂四大民權也。」像這樣，把「民權」專指某些政治力量的場合，也是不少。只是當「民權」「主義」連用時，大概都指「德謨克拉西」而言。
如本節前段所述，「德謨克拉西」是源自古希臘的雅典，經過中世紀的潛伏蘊釀，在文藝復興時期重被歐洲人重視，之後就是一連串君主專制下的自由（民主）運動，終於建立起近代意義的民治政體，並且在二十世紀形成波瀾壯闊的民主潮流，可以說 中山先生便是使這潮流在亞洲繼長增高的巨人。但是「中國幾千年來，社會上的民情風土習慣，和歐美的大不相同。中國的社會既然是和歐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會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歐美不同，不能完全倣效歐美，照樣去做。」更明白地說，民主主義原來只是一套抽象的價值、原則，要付諸實現時必須按照各國國情而有不同的因應辦法，例如美國是從英國分出來的，為何不依然採用內閣制，而又另創一個總統制呢？可見制度是要符合國情的，其為民主的價值則一。承上所述，在 中山先生的主觀上「民權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名詞是可以互用的，但後日的人來客觀地考究 中山先生之民權主義的內容，則他的民權主義實在就是「中國的民主主義」，也就是「要把德謨克拉西的普遍理想落實於中國環境」的一套東西，因此它必然包括（一）對民主主義一般價值的取捨，（二）設計一套適合於中國的政治制度，（三）關於如何建立這一套制度的動態規劃。本論文撰寫就是從這樣的認識出發的。
第二節 撰寫本文的態度與方法
一、態度方面
大政治思想家的思想，常是寂寞於生前，被曲解於死後；儘管死後被奉為聖賢，但絕大多數的人們並不知其理論體系，只接受一些被選擇過，或轉化過的流行信念──而影響最大的卻是這部份的思想。以此觀點衡諸 中山先生，則他的主義、革命方略在生前固是不獲實行，「被河漢為理想空言」，去逝後也曾被共產黨解為「聯俄、聯共、支持農工」三個基本政策是三民主義的新內容云云。幾十年來，中國國民黨為了對抗共產主義，必須發展一套堅強的意識型態（Ideology），無疑地，三民主義乃是理想的憑藉。
作為一位研究三民主義的知識份子，對於該意識型態應有批判、反省、創造的能力，不能被意識型態「玩弄」了而不自知。舉例言之，如果以為考試權獨立就能杜絕選舉不得其人的弊病，不去探求今日世界之選舉制度有其內在本然的缺陷，以及政治道德能否由考試評判出來的問題；以為有了五院制的政府就能成為「萬能政府」，而西洋三權分立的政府必定會造成政府無能；以為國民大會代表行使四個政榷，「等於」直接民權，這些觀念在今天看來，可以說是不切實際的流行觀念而已。不過 中山先生當時之所以那樣說，乃有他的歷史背景，有他的原因，學者若不從此下手解釋，而逕曲為辯說維護，則非但難以使人心服，並且桎梏了主義的發展。殊不知「任何一種學說或主義，要引起大家研究的興趣，而打進學術界裏面去，在乎它容許有發展、修正乃至批評的餘地。」「當前研究國父遺教的根本問題，就在大家把三民主義看成一塊膜拜的聖地，而不是一塊可以任人開發的園地。」因此，撰寫本文所抱持的第一個態度，就是儘量「客觀」。
又 中山先生是近代史上一實際政治人物，世人或譽之為理論家、政治家、宣傳家……，但個人認為皆不如「革命家」一詞來得恰當，民國八年在上海與邵元沖談話時說：「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學問也。凡一切學術，有可以助余革命之智識及能力者，余皆用以為研究之原料，而組成余之『革命學』也。」可見研究他的思想永遠不能忘記他「求用」的基調。另外，為了達成革命的目的，有時候「手段」的變通是必要的，否則就是「迂儒」而不是革命家了，例如民國十年在廣東省公署歡迎台上講「統一中國須靠宣傳文化」，謂絕對不可用兵力，同年九月對北伐軍將領卻演講「統一中國非北伐不為功」；既然先後組織中華革命黨和中國國民黨，重訂革命方略，確定軍政、訓政、憲政的建國綱領，為何還屢次表示擁護（與此理想相違的）約法和國會？如果不明瞭革命家的本質，則看到梁啟超先生批評他「為求目的不擇手段」之類的資料時，恐難再虛心地研究他，從而「錯過了」其他更有價值、更重要的部分思想，因此撰寫本文的第二個態度，是「同情」。
二．方法方面
除了與 中山先生同時代的革命先烈、先進們，對三民主義作了最純樸自然的闡述之外，現在坊間研究「國父遺教」的眾多書籍，大概可分二類：較老的一類多半力求突顯「國父遺教」與西方思想的差異面，乃至有「民權主義優於西方之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民主主義」之類的結論（或前提？）；新近的一類則又多致力於尋求三民主義與當代西洋學術的相同面，用後者來「證明」前者的正確性，有時固可表明 中山先生的先見之明，有時則難免牽強附會，並且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來說，其「心意初動之時」已不太健康。但無論如何，這兩類著作都有建構完美之三民主義意識型態的善意。筆者在其他時候不但承認此一「善意」的重要性，而且願意去實踐它，甚至本文寫完公開以後也可能有助於此一目標；不過，在撰寫的動機與經過中，毋寧是以「求真」為出發點的，務求直入 中山先生本懷，還他原來面目。至於能做到什麼程度？仍不得而知，惟照此自勉而已。
撰寫本文的方法，可得而言者有三：第一是用類似生態學的方法（ecological approach），隨時注意思想與社會環境的關係，例如除了第二章先述民主理論形成的淵源與背景， 中山先生的知識生活以外，後面寫到論權利、論自由平等，評代議政治等時候，都有從社會背景去解釋他為什麼那樣說，而不這樣說？第二是用歷史的方法（historical approach），追溯 中山先生某一理論的出現時間，及其演變，前後不同時並比較其長短，例如第四章「權能區分」原則的確定，已經到了民國十三年，其提出對原先五權憲法理論的影響相當鉅大，本文即予以詳細的說明。第三是用比較的方法（comparative approach），為了彰顯思想的時代性，本文常常拿 中山先生的論敵──粱啟超先生的主張來比較，偶而也談到嚴復、盧梭、朱執信、戴季陶的說法，從比較中更能暸解 中山先生思想的一般性或特珠性。
至於本文的架構，在本章第一節之末已略有提及，乃基於民主主義是近代世界的主要思潮，中國在此一「西洋道統」的沖擊下，有志、有識之士如 中山先生者，擬在中國推展民主運動，必然要對民主主義的一般價值作「批判地取捨」，並設計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制度，同時對實現民主的過程、步驟作一番規劃，因此本文第三、四、五章的內容便是：「民主思想的一般論題」、「民主政治的制度設計」、「民主化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