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及其「國富論」
【時代背景與生平】
在西洋史上，公元一七七六年可以看做是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時代的開始。美國大革命已經爆發；法國大革命時機也已成熟；由於蒸汽機的發明。工業革命正加速進行。有人說，在一七七六年以前的那一段，「乃是現代史上的黑暗時期。」
當時，英國已為歐洲列強之一，但其國民經濟生活幾全受到政府的控制，舉凡物價、工資、工時都由政府來規定。甚至生產作業也要根據政府命令行事，而非按照供需來調節。至於對外貿易，無論是出口或進口，更完全由官方一手掌握。英國政府如此作法，主要是因為戰禍頻仍，連年用兵。國策上不能不要求同時維持強大的陸軍與海軍，維持數量龐大的人口，同時要向全世界各地擴張其殖民地政策，並用種種手段削弱如法國等敵對的國家。國家度支，確甚緊張。所以，任何平均財富的建議。都遭受到英國統治階層的激烈反對。
在社會文化力面，不平等的現象極為顯著。受教育是僅限於少數貴族豪門子弟的特權。至於英國人後來引以為傲的政治權利，在當時仍止於是口頭上的理論而非見諸實際的行動。
到一七七六年為止，在英國實際控制政權的都是擁有土地的貴族。不過，一個新興的強有力的工商階級已經開始抬頭，他們要求並亦逐漸取得若干特權。照這個新興集團的觀點，出口是大喜，進口是大難；金錢絕不容離開本國；政府應該設法永遠保持貿易的「出超」，以便在國際收支上永遠保有盈餘。他們要求，工資要低，工時要長。如此以保證成本低廉；進口稅要高，如此以保護本國產品在國內的市場；為了進行海外貿易的競爭，強大的商船隊是必須的。總而言之，他們念念不忘的是發展產業，多多賺錢。他們認為，凡是對工商業者有利的事，一定也是對整個英國有利的。國會在這般新興工商界種種壓力之下，逐漸將上述這些觀念，經過立法途徑將之引入國家的法令之中。
於是，在一七七六年有一部重要的書出版。這部書好像是一顆定時炸彈，當它最初出現時，並未引起人們的注意；直到其作者逝世之後約近百年。這部偉大著作的影響才達於極點。它不僅改變了英國的面貌，也影響了近代的政治經濟思想。
這部書的作者，即大名鼎鼎的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這部書的書名，我國學術界曾譯「原富」或「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史密斯是蘇格蘭地方的人，自幼穎異好學；一七三七年，他年方十四歲，便穫准進入葛拉斯高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從名教授赫欽森（Francis Hutcheson）門下受教。赫欽森經年反覆申說，教誨諸生應以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職志；此一觀念就成為史密斯畢生治學處世的基本哲學。
後來，他到牛津大學深造，潛心苦讀，歷時六年，博覽翠籍，學殖益富。其後便在富丁堡大學講學。一七五一年，他應母校葛拉斯高大學之聘，先任邏輯學與形而上學講座，不久又任道德哲學講座。講學十二年間，他成為該校最為學生愛戴的老師。他並曾出版過一本暢銷書，「道德論」（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據當時的人的看法，認為「道德論」比「國富論」來得還要好，因而他在學術界聲望益隆。
一七六三年，有一位年輕的貴族。重金禮聘史密斯做他的導師，伴他前往歐洲大陸。史密斯覺得這樣可以換換環境，而且收入頗豐。乃即辭去教職，前往歐陸各國旅行了三年。他在這次旅行中，就便結識了各國重要的學界領袖、經濟學家、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家，其中尤以與法國方面的學人盤桓最久。切磋最深。
早在一七五九年。史密斯年方三十六歲時。他的筆記中已有「國富論」一書的初稿。不過，自起草至完成，是一段十分漫長曲折的道路。他不斷讀書、研究、親歷考察。又與各式各樣的人物懇談，搜集材料，經過了無數次的修訂與補充，史密斯才將他這部盡半生心血之作付印出版。分為上下兩冊的「國富論」於一七七六年二月九日那天正式出版，距作者草擬初稿時已經十七年了。此書在出版之後，又印行了無數版，並經譯成各種主要語文的版本。流傳世界各國。
【自私的作用與分工】
「國富論」一書內容所涉甚廣。並非僅以經濟財政為限。有一位評論家曾稱此書為「歐洲文明全史及其評傳」。書中曾討論到許許多多超乎財經政治的文化問題，其主要內容包括：貨幣的起源及其使用，商品的價格，工資，股票的利息，土地的地租，銀價，生產性勞力與非生產性勞力之區別等經濟問題。繼之便是討論自羅馬帝國衰亡以後歐洲經濟之發展。然後對於歐洲各國的商業政策與殖民政策，分別予以分析和評斷；君主的財源，原始社會中各種不同的防衛體制與司法組織。歐洲國家常備軍的起源與成長，中古歐洲的教育史，以及史密斯對當時各大學的批評，教會權力的檢討，以及公債的增長等等。在結論中，他詳細檢討了租稅原則和國家財政制度。觀乎以上所舉的要目，稱之為「歐洲文朋全史」，卻不能算過分誇張。
史密斯的基本觀念，也就是「國富論」主題之所在，與「王者論」作者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見解恰有暗合之處。史密斯認為，每一個人行為的動機。主要是在為他自己求得利益，致富的慾望不過是其中之一端而已。自私的衝動與誘因是人類一切行為的幕後推動力。史密斯認為，人類行為由自私所鼓動，並不是甚麼值得反對或鄙棄的事；他相信。個人的自私可以有助於整個社會的福利。他說，如果能夠容許每一個人，「經常、一致，而無間斷地努力改善他自己的環境，」就可以使一個國家日益富足。他又舉例說，「我們能有飯吃，不是由於肉商、酒商、或麵包師傅的仁慈。而是由於他們要營謀他們自己的利益。我們與他們交易，不是想打動他們的善心，而是要說中他們自私的意圖；我們永不會向他們吐露我們自己的需要，而祇去談他們的好處。」這種一針見血的話，當時是頗受人指責的。
史密斯認為，現代化工業建立，由於精密的分工與資本的累積。他對於這兩種現象，都用「自求利益」作為解釋；很多十八世紀的哲學家們都把自私自利稱之為「自然的秩序」。他們認為在冥冥中有一「神聖的手」，引導著人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同時，他也就對人類全體都有了貢獻。照這種說法，則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是越少越好。
史密斯在「國富論」中，舉出製造針為例來說明分工的好處。「……一個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工人，也不曉得如何運用機器……即使盡最大的努力，一天也未必能做得出一根針來。……」但是，經由分工的辦法，將整個製造程序「分別為十八他階段。每一個階段都雇用技藝熟練的好手……我曾看到一家很小的工廠中，一共祇雇了十個工人，但每天可以生產四萬八千根針。」他指出，「這是由於正確的分工和將他們困難的作業適當編組起來的結果。」
史密斯說，人類的分工制度，在原始民族就已肇始。譬如在游獵部落中，必有人對於製造弓箭手藝特優。他可以用弓箭去與人交換各種獵獲物，而且他會發現。這樣交換來的東西比他自己去打獵得來的還要多。因此。為了他自己的切身利害。他自然就要以製造弓箭為他主要的工作。
另外他又舉了好多例子，如泥瓦匠、鐵匠、製皮革的工匠等等。都因為他們自己生產的東西超過了自己的需要，可以用來與別人交換他需要的東西。因此，也就鼓勵人們各自尋找一個適當的職業；同時，由於專業化，他可以不斷改進技能。成為那一行業中十全十美的專家。
【對廣大勞工同情】
其次，討論到貨幣與商品價格時。史密斯的原則。當時的正統經濟學家們紛紛指責，認為是不正確的，但後世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思想家們則多表接受。他說，「勞力是最後的、真實的標準，所有商品的價值，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以依這個標準來估計，來比較。這就是它真實的價格，貨幣則僅是其名義上的價格。」
史密斯一方面確認勞力的重要性，同時又指出在勞資雙方討價還價實力之不平衡。當時一般人流行的說法是，工資越低，則勞工便要工作得更多。因此可以增進英國的繁榮。史密斯指出這種說法之不當。他分析，在廠主力面當然工資越低越好。由於廠主都是有錢的人，縱令一年不開工。靠了股票和存款，也可無虞溫飽。勞工則不然，他們一旦失業，生活馬上就成問題，因此為爭取工資而進行談判，勞工常常是吃虧的。
史密斯對於勞工表示同情。「國富論」中有一段話指出，正是這些收入微薄、地位低下的人們。在任何政治社會中都是人數最多的集團，「如果一個社會中大多數人都陷於貧窮不幸之中，則這個社會就難保繁榮安樂。」所以，公平對待勞工，不僅是一人道的問題，也是一政治經濟問題。「工資提高，就可以使一般人為之勤勉樂業。……凡工資較高之處，則勞工必較積極進取。較之低工資地方的勞工要強得多。」
史密斯指責產業界中人往往說提高工資就會抬高物價。因而使貨品銷路減少。「可是，他們從來不提他們自己過高的利潤。」這當然是不合情理的。
【學徒與定居法】
在十八世紀的英國，國家法令對於勞工又有許多限制。譬如說，任何形式的勞工組織皆為法律所不許，對於爭取勞工權益就是很大的障礙。較此更不合理的法令，還有「學徒法」與「定居法」，也都對勞工極為不利。
有關學徒制度的法令。制頒於伊利沙白女王時期。據史密斯所說，這些法令規定，任何人如果要在英國從事工商技藝等行業，都必須至少先做七年的學徒。在此七年之中，廠主或店主僅供應最低的生活必需品。於是，他們便可藉此一法律剝削勞工，他們從勞工身上所得甚多，付出的代價甚少。而為學徒者則不啻是訂了一個七年的賣身契。史密斯對這種制度痛加批評，他認為七年的學徒之期毋乃太長，實無必要，「有很多行業手藝，只要化幾個禮拜就可以學會的。」而且在學徒的契約中，有很多條款也不合理，限制學徒擇業的自由，並且不准他由低工資之處轉往高工資之處就業。所以，他主張這種制度儘可廢除。
另一個同樣不合理的法令，即所謂「定居法」。史密斯說，「在英國。年在四十歲以上的窮人，生活中感到最殘酷的外來壓制，恐怕就是定居法了。」這定居法也是伊利沙白女王時代所訂立，立法的本意是為了公正分配貧民救濟物資，法律上要求每一個教區都應自行照顧本區內不能自立的居民。同時，為了阻止這些貧民人數的增加和異動，所以每一個教區都規定了新的住戶要遷移進來，必須要保證是有財產而能自立的。如此一來，便等於限制了貧民的遷徙權。在適用到勞工身上時，由於做工的人都是沒有恆產的人，所以因這個法律的影響，無異造成了一群新的囚犯，他們終其一生祇能在出生的城鎮裏做工。這使得勞工求上進、謀出路，都遭到不可克服的障礙。史密斯認為這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由於政府的不當干預，不僅妨害了個人的白由，也阻礙了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勞工與土地改革】
在「國富論」中，史密斯試圖區分「生產性」勞力與「非生產性」勞力的不同。他說，「大國之陷於貧困，都不是由於民間的浪費，而是由於公家的揮霍不當。在大多數國家中，財富之全部（或接近全部），都用於維持非生產性的人手。此即指人數眾多，窮奢極慾的王廷，或機構龐大的教會組織，或軍容壯盛的艦隊與陸軍。這些非生產性的人，平日無所事事，絲毫無所報稱他們所受的恩遇，甚至在戰時也不值那麼多。這些人自己不治生產，完全是依賴別人的勞力生產而活。……由於他們的糜耗，到後來可能使得生產性的勞工難以維生……。」
同時，史密斯對於使用奴工也提出警告說，「根據古往今來舉世列國的經驗。都證明了用奴隸作工一事，表面上看起來似乎祇需要供養他們飲食就夠了。但算到最後卻是最為昂貴的。凡一個人若不能購置財產，則除了自求果腹之外，不會有任何其他興趣。做起工來，也就愈少愈好。一個奴隸在賺了他勉能維持最低生活的錢之後，若是還想要他繼續做工的話，那就惟有使用暴力而絕不是出於他自己的興趣了。」
如何順應每一個人生產的興趣與欲望。是非常重要的事。
由勞工問題，史密斯繼而討論實行土地改革。對此一問題，他也認為政府不明智的干預和過時的法令阻礙了進步。在十八世紀的英國，大部份土地都受到「限定繼承人」法令的限制。一個地主可以預先規定，有關他的土地將來如何繼承。如何分配。以及萬一出售時應如何辦理等等規則。有時他所立的規矩在他去世之後幾十年幾百年還在奉行不渝。另外一個古老的風習，是所謂「長子繼承權」（Primogeniture），這是由封建時期相沿下來的辦法。為防止地產的分劃，惟有長子才有權繼承。史密斯認為這種辦法，使一人口眾多的家庭中，「富了一個人。使其他的兒孫無立錐之地，實在違反整個家族的利益。」所以，他建議准許土地自由買賣，廢除一切妨礙土地買賣的法令，如此以使地盡其利。
【反對殖民地政策】
「國富論」中有一章專談殖民地問題。極為有名。有一位政治學者認為，「至今仍是有關殖民地政策最好的文章。」這一章分為三部分：
第一、討論建立新殖民地的動機；作者檢討了希臘、羅馬、威尼斯、葡葡牙、與西班牙史乘中的實例。
第二、討論新殖民地趨於繁榮的因素。其中包括豐饒而廉價的土地，工資的增高。人口的迅速生長，以及殖民者對於農事工藝等各方面的知識與技巧，與土著的勞力結合，便成為有利的開發資本。於此，作者並比較了各國的殖民政策。他認為英國的比較開明的辦法，遠勝於葡萄牙與西班牙嚴酷的作法。
第三、討論了「發現美洲」與經由好望角前往東印度群島的「新航路」這兩件事對歐洲各國的利益。他說，這兩件事乃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最重要的事件。」
史密斯是主張自由企業的。所以，他對於殖民國家．要在殖民地上造成經濟獨佔，表示反對。他說，那是違反了殖民地的「自然權利」，在殖民地採行「重商主義」，在他看來，對於殖民地及其統治國雙方都是有害無益。
史密斯雖然是英國人，但他對於美國為獨立而起事，抱著比較客觀的態度。他認為，解決爭執的正途，應該是讓北美人民選舉議員出席英國國會，換言之，應該聯合而非分裂。議員選舉應以納稅的負擔為基礎。一旦美洲人民納稅的數字超過英國本土，則首都便應該由倫敦遷往大西洋對岸北美大陸上去。當時北美民眾有一種情緒，曾由潘恩在他所著的「常識」中反映出來，「讓一個大洲被一個小島統治著。似乎有點荒謬。」照史密斯的建議，祇要大洲的付稅能力真能超過小島。它就可以統治全國了。
如果英美雙方的爭執無可挽回，史密斯主張英國應即同意其北美殖民地獨立自主；雖然他也很瞭解，讓英國放棄一切權力。同意美洲人民能有權力「自行選任官吏，自行制訂法律，任免官吏，宣戰媾和。」是不可想像之事。所以，後來北美獨立還是打出來的天下。史密斯當時便曾預言，北美殖民地上那些「鞋匠、小生意人、小書吏，都將成為政治家和立法者，建立起一套新的政府組織……終且成為世界上最偉大，最不可輕侮的國家之一。」
【力主不干涉主義】
「國富論」最重要的部份，是卷四「論政治經濟制度」。作者討論了兩種制度，一是商業制度，一是農業制度。不過討論商業制度者遠為詳盡。所用篇幅比農業制度要多出八倍。就在這一段議論中。他揭櫫了與他的姓名同垂不朽的「不干涉主義」（Laissez-faire）。他所發表有關勞力、土地、商品、貨幣、價格、農業、股票、捐稅等的意見。至此，都集中於對內對外的自由貿易。他強調惟有使對內對外的商業不受任何限制，方能使一個國家得到充分的發展與繁榮。他大聲疾呼。主張廢棄關稅、保護稅、以及各商業國家對外來產品的禁令。他也反對若干專業公司的獨佔壟斷，他認為這些都有害於工業的自然生長與商品的自由交流。
史密斯力斥所謂「貿易平衡」的重要性。他說，貨幣僅是一種工具。「當任何兩個國家之間發生貿易關係時，我們實在沒有特定的標準，去決定究竟哪一個國家獲致了貿易平衡……或哪一個國家的進口具有最大的價值…。財富並不包含在貨幣之中。亦並非在金銀之中。財富是在於貨幣所能購買到的。其價值所在是其購買力。」最後這兩句話，是史密斯的名言。
史密斯又主張。國家與國家之間像個人與個人之間一樣，也應該分工。「譬如，一個國家由於天然的便利。能生產某一種特殊的產品，為全世界所公認是無人能和它競爭的。」他舉出他的家鄉蘇格蘭為例，蘇格蘭可以種葡萄，也可以釀酒，但蘇格蘭葡萄酒如果要釀得與外國酒同樣好的話。成本要比外國的酒至少貴三十倍。他問，「如此。蘇格蘭若是決定自己釀洒。而禁止一切外國酒的進口，是否合理呢？」
史密斯又說，一個謹慎精明的當家人，對於家用所需之物，如果買來便宜的話，他就絕不含自己去做。他認為。這個道理也可以適用於治國之道，「如果外國產品比我們自己製造的便宜。我們最好是買他們的；用我們自己的工業產品去和他交易，如此對我們還是有利的。」
關於國際貿易可使交易雙方同獲其利這一點，史密斯說得頗為深切著明。他說，「凡是國際貿易進行之處，皆可獲得兩種顯著的利益。一是使國內本不需要的剩餘產品與勞力。都能在國外找到市場；一是輸出的產品與勞力，可以交換回來切合國內需要的產品……因此，儘管國內市場狹小，仍不妨礙任何一種產業的精密分工，以使其產品精益求精，盡善盡美。在國內市場打開之後，由於國外需要可能超過國內的消費量，就可以鼓勵業者增加其生產力。並使其年度產鼠發揮至極限；因此可以使社會真正的財富增加。」這種意見，目前已經成為大家都很容易相得通的常識；但在史密斯的時代，這是了不起的創見。
史密斯雖然極力倡導自由貿易，但他也同意在某些特殊條件之下，自由貿易應該受到限制。他指出，為了鼓勵國內的工業，使外國產品增加一點負擔，對本國是有利的。這也正是今之所謂保護關稅，另外一個必須考慮的，便是與國防有關的項目。史密斯說。有時縱或在經濟觀點上看完全是不利的，但為了國防的原因也必須限制貿易自由，「國防遠比發財重要。」
史密斯又指出，在和平時期與那些大國交易，是有利可圖的；但一到戰爭發生時，這些大國也可能馬上就變成了危險的敵人。所以，即使在平時交易，也不能完全不考慮到一旦有變友為敵的可能性。
用保護稅來保護國內的新生工業，史密斯認為是有必要的。但就長遠的目標來說，他是贊成自由貿易的。不過，他也表示減免關稅之舉，「必須採取緩慢的、漸進的方式，且應在實施之前儘早提出警告，」以便保護國內的資本家，勿再投資到不能與舶來品競爭的工業中去，同時也可以使工人有充分時間另謀就業的機會。這些主張正是為了堵塞那些反對自由貿易者之口，預先對於若干有問題的地方提出對策來。
【政府的主要職責】
有人問，如果一國政府真照史密斯的建議去做，對於農業、工業、商業，乃至大部分有關公眾的事都袖手不管，究竟政府應該做些甚麼事才算適當而盡責？
史密斯對於政府職責的規劃。具體而狹隘。他認為，政府主要的任務。在於對外抵禦敵國，對內執行司法；政府的另外一個重要的職責，是「創建並經營某些公共工程；這類工程的經營利潤極低。甚至永遠不足以償還其原始資金，所以不可能由私人經營。」這也就是我們現在稱之為「公用事業」的各種設施。史密斯當時曾列舉出來。如公路、城市中的街燈、和水的供應，是應該由政府去負責的。
史密斯對於政界中人，頗為輕視。他曾說，「那種陰險狡詐的動作，被人們誤稱為政治學家或政客的動物，除了維持外部的和平與內部的秩序之外。實在沒有存在的必要。」他之所以持如此的看法，倒不是輕視官吏或政治家的人格，而乃是由於他主張「政府越少干預越好」之後必然的推論。
【教育的重要】
儘管如此，史密斯卻曾提出另外一大要政，力主政府應該主持推進，那便是國民教育。史密斯對教育的重視。以及他所提出來的具體建議。不但在當時是極有遠見，就是到今天也仍然是相當正確的。
史密斯說，「一個人如不正當地使用其智力，實較一個懦夫尤為可鄙；其性格所受之斲傷，甚於四體殘缺。」史密斯認為，教育低等民眾，國家雖得不到甚麼直接的好處，但仍比讓這些民眾無知無識，從不受教育要好得多。他指出，民眾受的教育越多，就越不喜聽從謊言。不會盲從迷信；在落後國家，謊言迷信往往是造成混亂的重要原因。此外，受過教育智育開化的民族，常常比那些無知愚民更有自尊心，更守法重紀。他們覺得自己尤應該受人尊重的；同時，他們也樂於對合法的上級表示敬意。……在自由國家，政府的安定有賴於有利的輿論。所以公眾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者越普及，越能有公正判斷的能力。所以，政府對於教育的輔導推動。實不可稍有疏失。
【代表自由派思想】
綜合以上種種，可知「國富論」的梗概。對於這樣一本規模宏遠的巨著，要加以公正的評價殊非易易。兩百年來，對此書及作者表示頌揚謳歌者不知凡幾。像歷史學家巴何魯 （Henry Thomas Buckle）在所著的「文明史」一書中說，「無論就書中所包含的獨創見解而言或就其實際影響而言，國富論一書都可能是人類所寫的書籍之中最重要的一本。」
有一位名批評家洛納（Max Lerner）他對史密斯的見解頗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也承認，「在促成我們現代生活方式的許多因素之中。國富論這本書所發生的影響，可與任何一本現代典籍媲美。」洛納認為，閱讀此書誠心悅服的，就是當時新興的企業界人士，以及與他們見解一致的政界和學界人物。經過他們的傳述和實踐，「國富論」中的見解。都引用到實際的政經決策之中，影響自然極為龐大。
英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之一馬利奧特（J. A. R. Marriott）說，「在英文著作之中，恐怕沒有任何一本書能比得上『國富論』這樣，在出版的當時便在經濟思想與行政措施兩方面。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本書至今仍為學林瑰寶，確非倖致。」
英國文學界人士。嘗標舉文學作品的最高境界，應是「沉靜地觀察人生，而且要觀察人生的全體。」有位經濟學家斯各特（W. R. Scott）借用這話來讚美史密斯說，「他真是不世出的傑才，能沉靜地觀察經濟生活，而且觀察其全體。」
在學術界有一個有關史密斯的老問題，好像雞生蛋，蛋生雞一樣難以解決。有人問，如果史密斯不曾寫過「國富論」這本書，則後來工商業的發展是否也仍會照他的理論發展起來？反過來說，是否由於「國富論」這本書出版後，為工商業發展的新潮流提供了基本的哲學和實際的行動計劃，使得後來的經濟發生了空前的巨變？學者們認為，真實情況應該是在上述兩種說法之間。「國富論」與經濟發展，可比做英雄造了時勢，時勢也造了英雄。
史密斯恰巧生在一個最適當的時代──是在兩個歷史時期的分水嶺之處，他代表當時的經濟自由主義派發言，世人傾聽他的教言，並由之而激起了經濟生活上大幅度的變革。在工業革命進行中，英國的企業界人士充分認識了史密斯學說的正確性與重要性，乃盡力遵奉他的建議，力破一切人為的樊籬。在十九世紀的百年間，使英國發展成為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社會科學通常是不能實驗的。但英國飛躍的繁榮，卻證明了史密斯及其「國富論」的正確性。英國之外，列強諸國亦無不受到史密斯學說的影響。所以，世人尊之為「現代經濟學之父」，又尊奉他為「自由企業的守護神」，的確可以當之無愧。
儘管人類的經濟生活在兩百年間變化極大，史密斯當日的學說，今天看來完全是老生常談，而且有些部分已經落伍，但無論如何他在經濟學說中開疆拓土，創建規模的功勳，是值得我們敬佩景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