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先生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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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登輝是個跨越時代的人物。和他同輩的人,當然都活過好幾個不同的時代,不過並不是每個人都像他一樣,在生命發展的好幾個過程,和台灣歷史演進的脈動,結合得如此緊密;並且與台灣歷史波折的主要力量,介入得那麼深刻。

       近百年來,台灣歷史最主要的特色,一是多種文明在此交流衝激;二是由傳統慢慢步入現代的主軸方向,雖經多次曲折,基本維持不變。而綜觀李登輝的生命歷程,首先凸顯在世人眼前的,正就是他同時具備了對中國文化、日本文化及西洋文化的吸收熱情與深切瞭解,我們在李登輝身上看到的,不是哪一個文化所形塑出來的靜態典型,而是多種文化互相辯詰的多元的(可能因而也是多變的)動態創造性活力。而李登輝一生迄今作出的最大成就,基本上離不開台灣現代化轉型的主題,學者時代他專注於考察台灣社會如何由農而工;政治人物時代他則站在台灣由威權走向民主劇變的最前線。

       李登輝於一九二三年元月十五日生於台北三芝,時值台灣日治階段。李登輝的祖父是埔頭坑的保正,在三芝鎮上開雜貨店,父親則是地方議員,家境中上小康。李登輝的啟蒙教育由家族漢式私塾開其端,繼而在汐止、南港、淡水等地完成公學校的基礎教育。由文化的地理分佈上看,李登輝成長的環境介於台北中心都會與農村傳統鄉社之間,同時也介於舊式農業與新式工業化兩大體系的中間,這種特殊位置,使得他有機會在中國漢文化的基礎上大量吸收日本文化;也使得他對農業與工業部門都能有親身第一手的經歷。

       李登輝受高中教育時,在日本思想界最開放、最具理想性的「大正民主」時期已經落幕了,軍國主義逐步加強其野心控制;在台灣則是一九二七年延續到一九三二年的「文化協會」、「新文協」、「農民組合」等一系列反殖民的文化、社會抗爭轟轟烈烈熱鬧一場,才剛剛在殖民政府的鐵腕下被迫暫時消聲匿跡。李登輝不能算是「大正民主」的產物,他也來不及參與「文協」的抗爭活動,可是那個時代的氛圍,對他卻有很深刻的影響,第一是反映在他青少年時代對文史哲學的強烈興趣;其次表現在他對知識的好奇與堅持:第三則烙印在他一向關心農業農民的立場上。這三點基本態度,從青少年時期形成後,就變成了李登輝最主要的人格特色,幾乎可以說終生未改,是理解李登輝一生行事背後「終極關懷」的重要線索。

       李登輝自淡江中學與台北高等學校畢業之後,前往日本就讀京都帝國大學。在這段時間內,他接觸了基督宗教、西洋文學以及日本的存在哲學,從此以後,除中國古籍《孟子》等經典之外,《聖經》、哥德的《浮士德》以及西田幾多郎的哲學成為他生命決策上最重要的導師。《孟子》思想讓他探索「主權在民」的當代意義和傳統精粹相互結合的可能性。《聖經》的宗教信仰在他的個性裡灌輸了強烈的使命感。《浮士德》時時提醒他大是大非關鍵時刻的妥協底線。至於西田幾多郎的「場所哲學」,則讓他看清楚了台灣這個「場所」的獨特性與唯一性,迫他時時思索作為一個台灣人的生命情境與生命意義究竟何在。

       這是李登輝思想、價值的來源、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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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台灣重新成為中國的一部份,李登輝結束了在日本的學業,返國後改入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一九四九年畢業,旋即被系上留聘為助教。兩年後,李登輝獲得中美基金會的獎學金,得以前往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攻讀農經碩士,學成後返台,再回台大任教。

       在這段時期中,台灣內部經歷了二二八,國民政府遷台以至白色恐怖等動亂。這些經驗一方面加強了他專注於學術之決心,另一方面卻也讓他對於台灣這個「場所」的過去未來與現在,有了更深一層的思索。

       在愛荷華時,李登輝有幸遇見了一位極為優秀的經濟學家舒爾茲(T. W. Schultz)作他主要的指導教授。舒爾茲教授後來轉至芝加哥大學任教,並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至高榮譽。舒爾茲雖然也常被視為「芝加哥學派」的一員,然而他的理論和傅立曼(M. Friedman)等「市場派」不太一樣,他最大的貢獻乃在於把「人」的因素重新帶回冷冰冰的經濟學裡,對人的因素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再三致意。

       李登輝會選擇舒爾茲作指導教授,顯然不是偶然。李登輝雖然專攻農業經濟,可是他對由文學、哲學、社會科學的角度採討「人的問題」的興趣,卻不曾或減。在去愛荷華之前,他一直把「人的問題」看作是自己在專業以外的「課外知識」,正是舒爾茲教授提供了他一個將專業與「課外」密切結合起來,拓展出一種新人文視野的廣闊路徑。

       從愛荷華返國後,李登輝先後任職省政府合作金庫、農復會乃至入閣成為政務委員,不過一直到一九七八年被任命為市長之前,他不曾中斷過在台大農經系及政大東亞所的教書工作。總體算來,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李登輝在教育崗位上先後也歷時近三十年。

       李登輝教書時最大的特色,一是具有類似宗教傳道般的熱情,不懈不怠地努力想要說服每位學生;二是喜歡旁徵博引,把農業經濟教成一門綜合的學科。除了在課堂上的正式教學之外,李登輝還喜歡在課餘和學生到西門町吃火鍋閒聊,閒聊時他比課堂上更健談,而且沒有課程限制,更可以大談特談社會百態與千種知識,讓學生們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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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五年,李登輝入合作金庫擔任研究員;一九五七年由謝森中、沈宗瀚延攬進入「中美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為農業經濟組技正,一九六一年升任專門委員,一九七○年再升為農業經濟組組長。

       任職農復會期間,李登輝獲得機會再次出國深造,於一九六八年,以四十五歲「高齡」取得美國長春藤名校康乃爾大學農經博士學位。他所遞交的博士論文,題目是《農工間資本移動問題──台灣個案研究》,於次年經美國農經學會評定為一九六八年全美最佳論文。

       農復會早在大陸時期便已成立,是一個美援機構,其最主要任務乃在以美援資源穩定農業發展、照顧農村福利,以防因農村問題擴大成為讓共產黨有機可趁之社會革命。農復會在當時一般人眼裡,除了待遇優厚之外,最重要的是充滿了美國式的開放活力,較少沾染一般政府機構拖沓因循的官僚習氣。還有就是農復會長期與美國人接觸,在那個閉鎖的時代,相對可以吸收比較廣泛的世界性資訊,不至於在民族主義的宣傳裡自我陶醉。

       李登輝很幸運地在農復會的開放氣氛裡進行專業學術研究,他的博士論文其實就是在農復會累積的研究成果的總整理。《農工間資本移動問題──台灣個案研究》之所以能夠得到那麼高的評價,除了李登輝熟練而嚴謹的研究方法,符合基本要求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抓住了當時最熱門的「發展經濟學」最關心的難題,提出了一個極具說服力的新解答。

       這個大難題是:原本屬農業主導性格的經濟體,在朝工業化開發的過程中,要如何籌措初期資本、又該如何累積資本?難道說除了借外債並且負擔沈重利息以外,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嗎?

       李登輝用台灣的經驗作例子,一步步排比無懈可擊之實際統計資料,說明了如何可以用經濟及非經濟的手段,在同一個經濟系統內,將原本潛藏在農業部門的資源──包括資金與勞動力──漸擠搾出來,轉移到工業部門使用。

       李登輝的論文有非常明確的世界性發展視野,可是他捨棄了傳統的「比較經濟學」手法,專注地解析他自己生命的「場所」──台灣的實質發展歷史。因為他對台灣深入的瞭解,他所得到的結論反而此浮泛的比較更具啟發意義,提示了研究第三世界發展中農工消長的新重點。也因此,李登輝的論文還替未來新興的「台灣研究」領域,打響了第一炮,奠下了重要的一塊基石。

       一九六八年才以「高齡」取得博士學位,四年後,李登輝在一片意外聲中被蔣經國超次拔擢,進到內閣中,成了有史以來最年輕的政務委員。

       這個時候,台灣政壇上蔣經國主導的「本土化」進入了關鍵性的第二階段。蔣經國下定決心要多任用本省籍青年,以改變政壇人士結構上不合理的省籍比例,可是他又不放心任用地方層級、具有地方派系色彩的既有台籍政治人士,擔心他們的操守、能力不足以擔負中央級的政治責任,於是必須在學者等專業人才中,尋覓適當人選作為政治「本土化」的未來中堅。

       李登輝正是這批入選者中的佼佼者。政務委員的職務是讓他熟悉政治運作的初學位子而已。在政務委員任內,李登輝最重要的工作是負責規劃因應台灣社會由農而工過程中所需的長期性政策。尤其為人所知的是「職業訓練計劃」,協助農村舊式勞動力成功轉化為工業所需的新式高效率勞工。還有就是擬定「農業發展條例」,主持他原本服務的農復會在美援中止後改組為「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的種種準備工作。

       一九七八年,蔣經國當選第六任總統,立即展現了求新求變的強烈企圖,於是李登輝被任命為台北市長,負責「十大建設」完成後、台北都會巨幅成長的轉型工作,繼而在一九八一年,李登輝又升任台灣省省主席。

       在台北市長任內,李登輝有句名言:「神造農村,人造都市。」意思是:與農村的田園生活相比較,都市生活是不完整的。人造的東西不自然,扭曲了人心人性的需求,所以市政建設的重點,不是在已經不自然的基礎上再增加更多不自然的東西,而是應該以人的建全發展為出發點,儘可能彌補人造物生冷的種種缺陷。

       在這裡,我們首次看見李登輝將經濟與「人的關懷」結合在一起,作為他施政的原則、理想。在這樣的原則、理想指導下,李登輝主政的台北市,建設重點放在公共安全的改善,以及市民文化生活水準的提高。

       和其他前幾任市長相比,李登輝格外重視台北的排水防洪、高樓消防安全以及都市新建工程等可能對住家、行人造成的危害。他還格外堅持市內的工廠,尤其是具有危險性的化學工業與破壞環境的鐵工廠,應該在政府輔導下盡速遷往郊區。市民在台北居住,必須先取得免於生命威脅、免於恐懼的權利。

       李登輝更是在每個場合都特別強調休閒文化生活的重要性。都市除了硬體之外,軟體方面,人的精神也是重要的有機部份。李登輝在市長任內,首先開辦大型的「音樂季」,並大幅提高文化活動的一般性預算,盡量讓市民的文化需求得到滿足。

       動工興建翡翠水庫、規劃快速道路甚至與交通部合作提出捷運系統評估,也是李登輝的重要,政績,其未來性、前瞻性值得肯定。

       擔任省主席期間,李登輝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台灣農業的殘破凋零。工業發展吸引走了農業部門的資金與勞動力,台灣農業成了日本學者隅谷三喜男所形容的「三老──老祖父、老祖母、老母親──農村」,如何復興農村、保存農業活力,自然就成了農經專家李登輝無可推卸的使命。

       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李登輝提出了「八萬農業大軍」的計劃,希望以政府的力量培養八萬戶專業的、年輕的核心農戶,以他們的力量主導農村走向精緻化、高附加價值的新階段,進而提高農民農戶普遍的信心。一直以「人的哲學」為關懷重點的李登輝,堅持認為「信心破產」是農村最可怕的弊病,恢復信心才能恢復生產人力、刺激經營活力,也才能繁榮農業。

       「八萬農業大軍」政策提出後,一時各方討論甚多,農業重新成了大家關心的重點,可惜政策本身尚未徹底推動,李登輝就在一九八四年更上一層樓,被蔣經國挑選為副總統搭檔人選,離開了省主席的職位。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日,李登輝就任中華民國第七任副總統。到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總統於任內病重猝逝,李登輝隨即依法遞補為總統。一九九○年三月,在多有波折的情況下,李登輝經第一屆國民大會最後一次會議選舉為第八任中華民國總統。

       在副總統任內,李登輝潛心研究國政,繼續追求永無止境的人文、社科知識,實際表現在檯面上的最大成就,則數外交方面。蔣經國限於身體狀況以及複雜的國際因素,無法出國進行元首外交,便將這方面的任務,多委託由李登輝代行代訪。總計在三年多內,李登輝以副總統身份到過南非、巴拉圭、烏拉圭、哥斯達黎加、巴拿馬及瓜地馬拉等國訪問。這些旅程除了鞏固邦交之外,也讓李登輝第一次接觸到外交的實際事務。

       一九八八年在倉促中接任總統,許多人都把李登輝看作是個短期、過渡的領導人物,然而事實證明,沒有人比他更能應付在危機情況下變數無窮的台灣政局。

       李登輝具有幾個其他政治人物所沒有的條件。第一是豐富的知識。他相信政治必須建築在知識,而非一己的聰穎猜測上。他從政的年代中,反反覆覆叮囑部屬必須勤於讀書、勤於吸收知識,他反對把讀書看作是學者的事,這種態度在某些時候給他帶來了「知識性傲慢」的批評,可是在更多時候,幫助他能夠更全面地衡量時局,而且使他的決策擁有特殊的知識性權威。

       第二是他具有強烈的是非觀念。他不像很多流連官場的人物,會習慣性地逃避是非判斷,只求一時安穩,看風頭得過且過。李登輝對於去除錯誤的事物非常堅持,即使必須發動長期戰鬥,亦在所不惜。正因為有使命感、有頑強的決心,所以地也不會盲動、不致於為求近利而捨大功。

       第三是他沒有後顧之憂。一九八二年,獨子李憲文不幸因癌症病逝,兩個女兒李安妮、李安娜又相繼組成和樂新家庭之後,李登輝是以奉獻宗教的精神,在政壇上奉獻他最關愛的「場所」──台灣。他用《聖經》及對台灣的使命,來昇華晚年喪子的悲痛悲涼。

       在總統任內,李登輝首先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得很清楚,在憲政、國防、外交、兩岸關係上,他是主導者,至於其他部門則交由行政院長去主持。

       憲政上,李登輝排除一切困難,逐步走向民主化。一九九○年七月召開國是會議,決定了中央民代全面改選,台灣人民取得不打折扣的參政權。緊接著又以二屆國代進行修憲,終止動員戡亂,大幅調整五院結構,確立總統直接民選制度。

       外交方面,李登輝謹守「務實外交」原則,成功地與許多國家建立正式或非正式接觸,繼而大力推動讓台灣重返國際社會,積極參加各種論壇組織,並且再三向聯合國叩門。一九九五年六月,李登輝更是成功地安排了訪美之旅,在康乃爾大學發表演說,同全世界宣告台灣的存在,以及台灣驚人的政治經濟成就。

       國防及兩岸關係上,李登輝成立了「國家統一委員會」,制定「國家統一綱領」,依「國統綱領」審慎地與中共互動,期望能開拓出雙方和平往來的空間,而在兩岸未完全和解之前,則積極推動軍備更新、戰力提升,以期無論要戰要和,我們都有充份準備可先立於不敗之地。

       在李登輝七年的總統任內,台灣完成了從威權到民主的政治現代化艱險過程,未來則必須面臨如何將這股新興的現代化力量轉到經濟、社會等各層次的跨世紀課題。一九九五年八月,李登輝宣佈參選首次的公民直選總統選舉,顯然在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時代新變局裡,使命感的驅策教他依然不願缺席。

       顧眄歷史進程,無論台灣邁向什麼樣的時代,李登輝總是在那轉型的核心裡,這是李登輝一生與台灣歷史緊緊纏結的不變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