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文化的實質與人的發展
   作者:曹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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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委調研處   曹育明

      若想給性文化下一個比較準確的定義,似乎應先給文化下個定義。文化通常有廣義和狹義的兩個意義的使用。廣義的文化即人化,它映現的是歷史發展過程中人類的物質和精神力量所達到的程度和方式,依據其領域的不同可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狹義的文化特指以社會意識形態為主要內容的觀念體系,是宗教、政治、道德、藝術、哲學等意識形態所構成的領域,它們是精神文化的組成部分。“文化”概念是各種經典文選中出現頻率最大,岐義最多的一個詞,據不完全統計,各類不同的文化定義已有170多個。盡管現代意義上的“文化”內涵與“文化”的初始用法相去甚遠,不同民族、不同學科對“文化”的理解和界定也存有明顯的差異,但卻有著共同性,即文化是由人所創造的,為人所特有的東西,一切文化都是屬人的文化,“自然”的東西不屬于“文化”概念。文化是人類區別于動物的本質特征,也是人工產品同自然物品相區別的根本標誌,比如,在石器時代,同樣是一塊石頭,經過原始人類的打磨制造成為某種生產工具(如石錘可以砸,石片可以砍、刮,石刺可以縫獸皮等)後,那麼自然的石經過人工就具有了文化的成份和色彩!

      “文化”作為一個社會歷史范疇概括著人類社會一切時代的文化現象,但是,對于任何時代和任何民族來說,不存在都同樣的“一般文化”、“一般文化過程”,文化總是通過歷史的具體形式表現出來的。因此,文化范疇概括的是每一種文化本質都具有的,不以地域、民族、時代為轉移的一般性東西,是任何一種歷史的具體的文化形態都不可或缺的那樣一些因素。從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認為文化最廣泛的最一般的定義便是:文化是人類在改造世界的對象性活動及其成果中所展現出來的體現人的本質,力量、尺度的那一部分,簡言之,文化便是人化。

      性文化映現的是歷史發展過程中,人類在針對性和與性有關的物質和精神力量所達到的程度和方式。依據其分野的不同,可分為物質方面、制度方面和精神方面三類,物質方面可包括人類為了釋放不斷產生和蓄積的性能量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器官和能力﹔制度方面可包括人類為了使性能量的釋放與生態──社會秩序相適應,而規定的有關性的禁忌、法律、制度等﹔精神方面可包括性的心理、體驗、觀念、道德、宗教、藝術、哲學等。

      首先讓我們來觀察人類在長期的進化過程中,在關于性的物質條件方面,從動物性向人化的轉變。這一轉變應該說是與從猿向人的進化過程基本相一致的。從猿到人,大體經歷了從採摘──狩獵──畜牧──農耕幾個勞動方式的階段性過程,勞動使猿變成了人。我們都知道,哺乳動物性交時,都採用雄性面對雌性的背部,陰莖由後方向進入陰道的方式,即所謂“後入位”。這是由于哺乳動物,直到靈長目的猩猩,都是四肢行走,其身體結構決定了只能如此。而猿向人轉化的第一步,就是通過勞動的實踐完成了直立行走的飛躍,這樣就騰出了雙手,生殖器亦由向下逐漸轉變為朝前(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人類也就可以面對面地性交,陰莖從人體的正面進入陰道,即所謂“前入位”。前入位不僅表明身體的姿勢和方向的改變,尤其強調了雙手的解放與使用,因為它是人類所獨有的,區別于其他動物的根本標誌。從後入位向前入位的歷史性轉變,使人類女性同樣出現和體驗到性高潮。在長期前入位的實踐中,除了陰道前三分之一內壁的感受能力極大增強外,還出現了高度發達的首要性刺激感受器官──陰蒂,陰蒂與女性性高潮互為因果、互相促進,使人類在生物進化史上,第一次實現了男女兩性共同發起、推進、享受性生活。在生殖活動中,人類就結成一種兩性共同參與,互相合作,具有雙方面積極性和保障的全新的社會關係。前入位性交中,人類可以面對面的觀察和感受,增進了感情的交流,加進了手的愛撫,同時使兩性性生活形成了平等、親密和深刻的性關係,而改變了以往雌性消極被動、聽憑擺布的狀態。
這種帶有感情因素、增強親密關係,強調平等的方式,就具有了文化的色彩,人與動物的區別,體現在各自不同的進化方式上,動物是以自身的改變去適應自然環境的,因而它的進化總是通過肉體器官的改變來得以實現,動物的生命活動無法突破本能的制約。而人類則是通過改變自然以適應自我,人類的進化不再主要表現為肉體器官的進化,而主要是大腦結構與功能的進化,智力和思維的進化,人類文化的進化。我們之所以評價這種性交方式的轉變具有文化意義,關鍵就在于它體現了人的特點和人的尺度,一切“文化物”必須依附于“自然物”并在“自然物”的基礎上才能產生,但“文化物”畢竟已經不是“自然物”,區別“文化物”與“自然物”,是理解文化意義的關鍵。這種性交方式的轉變,雖然也是人類改變自身肉體器官的產物,但它卻賦予了人類的文化景觀,重要的是在于人類的這種活動過程中,體現了通過社會歷史形成的人的能力、感情、趣味、幸福感等而賦予物的那種特殊的人的形式。文化,也就是使物按人的方式存在著的那個方面,是人與自然包括人與人相互作用的社會方面。“人的形式”是區別“文化物”和“自然物”的標誌。“文化物”不同于“自然物”的地方在于,它不僅包含著“自然物”的物質內容,而且包含著人的內容,在歸類于性文化的物質方面,還應包括在中國可以追朔到很久遠以前就有的,現代國外很普遍的,目前中國也公開出現的各種性工具,性藥(屬于增強或提高人的性能力和性感受的物質)等。我們可以依據這類“文化物”中所特有的“人的形式”,判斷是什麼樣的人創造了什麼樣的文化,判斷某個歷史階段上人的能力、智力、審美、道德以及人的這種活動方式發展的程度。

      再看性文化的制度方面的內容,它可以從人類的第一個性禁忌,一直聯繫到今天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我們可以設想在人類的開始階段,男女間的性的交往的自由程度,由雜居、群居到對偶婚,是一個性的開放時期。人們并不覺得在性行為上,應該有什麼約束。因為性行為的第一個功能就是快感功能,人們對性的認識和對性的追求非常自然而然,它可能是神密的,尤其是當他們發現性的行為居然象大自然一樣開花結果時(人類很長一段時期并沒有把性行為與生殖功能聯繫在一起)。只是當他們把性和生育聯繫在一起後,發現血緣相近會使後代的質量下降,使種族退化時,才產生了血親不能聯姻的性的禁忌,父系氏族社會取代母系氏族社會以後,隨著生產力的提高,私有制的萌芽出現,家庭關係由不穩固的對偶婚向一夫一妻制過度,性的關係與財產的繼承發生了直接的聯繫,因此,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不但成了性的對象上的固定性要求,而且影響著私有制的基礎──以家庭為其基本單位的社會結構。婚姻之外的性關係,不再只是一種純自然的關係,而是關係社會穩定與否的一種行為。非婚子女作為一種勞動力的所屬和財產繼承常常是導致社會矛盾的根源,男女間性關係的無序將是一種巨大的破壞力,它必須受到一定社會規范的制約。于是,與性有關的禁忌、法律和制度就應運而生了。這些人為的與性有關的文化正是人類不斷地、自覺不自覺地調整自己行為,使之與生態──社會秩序相適應,終極的目的總是圍繞著使人類自身能夠順利地生存、不斷地繁衍和健康地發展。

      關于性文化的精神方面的內容,相對于物質方面和制度方面的內容而言,要豐富得多,也復雜得多,因為在性文化的物質方面的內容,主要突出在“做這件事”,上需具備一定的物質條件(指正常的器官)和能力。而且在人站立後,男女的性器官也沒有再發生什麼大的改變。在性文化的制度方面的內容,主要突出在“管這件事”當然這里有個管得時鬆時緊的問題,一般而言,凡是當時社會的政治專制、思想禁錮、統治階級對人們的行為嚴格控制時,在性這方面的控制也就極為嚴厲﹔反之,當一個時期政治開明,思想活躍,人們的行為比較開放時,在性這方面的控制也就比較鬆,在性文化的精神方面的內容主要突出在“反映這件事”。而不論是控制的緊與鬆,又都離不開,或者說都反映在性文化的精神方面的內容里。存在決定意識,也決定了精神文化產品的內容,這里大致可以發現這樣幾部分,一種是各種勸戒,說教、道德觀念直至“唯生育目的論”(即性者、為後也、非為色也)的宣傳和強調﹔一種是有關養生、保健、性知識性技巧之類的總結和傳播﹔還有就是大量有關性的文學、圖畫等,到了現代則是兩者為一的音像制品。這種既不直接去做也不實際去管,介乎于“做”與“管”之間的文化,我們稱其為人類性活動的積各種“中介形式”,這種中介形式的主要物質載體是語言文字和符號。它們既是人類性活動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又反過來對人類性活動給以強烈的影響。應該提及的是,無論是在早期人類的狩獵時期還是農耕時代,也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外國,都曾出現的“生殖崇拜”、“女性崇拜”、“母親崇拜”、“生殖器崇拜”等文化景觀,它們一方面反映了早期人類對生殖器、性交、生殖這三件事物為何存在和之間的聯繫的茫然無知,一方面也寄托了人類乞求神靈保佑自己及本族能夠順利地生存。不斷地繁衍和健康地發展的虔誠愿望。因為在當時惡劣的自然環境下和人類與之搏鬥的過程中,人類總希望能夠有更多的同類來壯大和發展自己。這些“崇拜”的表現形式大多是雕刻、壁畫和某種建筑物的造形,這也應歸類于性文化的精神方面的內容,載體主要不是語言文字,而屬于文字出現前的某些符號系統。

      在粗略地把性文化所包含的內容大體歸類以後,我們可以來探討一下性文化的實質了。這里需要強調的一點是,性文化不等于“黃色文化”,性文化的產生是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它的實質、意義、目的便在于保証人類的順利地生存、不斷地繁衍和健康地發展。古今中外大量出現的給人類、社會帶來負效應的“黃色文化”,雖然亦屬于性文化的范疇,但它有其出現的歷史原因:一方面來自處于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為滿足自己的需要,使本來體現人的發展的文化與它的創造者處于對抗的形式之中。一方面來自中、下層階級對于上層統治階級自己驕奢淫逸,卻嚴厲壓制人民對幸福美好生活的渴望的一種反抗。這來自上、下兩方面的“黃色文化”,可以統稱為“對性文化的異化”。異化,即該事物本身是由人創造出來,本該為人服務的,最後反而卻成為控制人壓迫人,與創造者處于對抗的形式之中的一種現象,而這種“黃色文化”本身是反人性的,既對人類健康地發展不利,也與生態──社會秩序不相適應。當這種作為“中介形式”的文化根本違反了人類要順利地生存,不斷地繁衍和健康地發展的終極目的和根本規律時,就必然受到自然和社會的懲罰,人類對艾滋病的鬥爭、對毫無控制的西方種種丑惡性行為的反思和反對,都說明了這一點,衡量性文化的有益和有害,唯一的標準只能是看它是否有利于人類順利地生存、不斷地繁衍和健康地發展。

      只要人類存在,就有人類性活動的存在,也就會有作為反映和影響這一活動的中介形式──性文化的精神方面內容的存在。文化發展的歷史表明,人類作為穩定的文化存在物,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斷獲得自身的意義的。這一過程,是人類從異己的力量,從異己的自然和社會力量的控制下不斷解放出來,從而獲得自身全面發展的歷史進程,馬克思曾經指出:“培養社會的人的一切屬性,并且把他作為具有盡可能豐富的屬性和聯繫的人,因而具有盡可能廣泛需要的人生產出來──把它作為盡可能完整和全面的社會產品生產出來……”在現階段,文化發展受到社會階級存在的限制,受到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限制,本來體現人的發展的文化常常與它的創造者處于對抗的形式之中。只有在未來,在馬克思稱為“真正的人”的具有高度精神文明、高度物質文明的未來社會,文化的存在和發展才表現出文化的充分意義,即文化是人類本身的全面發展,成為每一社會成員的社會發展和精神成長的直接表現。也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人類在性文化的實質和終極目的:順利地生存、不斷地繁衍和健康地發展後邊可以再加上“文明幸福地生活”并得到真正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