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錄自《達賴喇嘛：我是個平凡僧人》莊耀輝著，圓明出版社出版，ISBN：957-9354-31-4）
當西方傳統信仰日漸遠離人心、與科學不相容、難以令人信服、疏離社會、難以吸引人、教堂關閉、教產拍賣、教士轉業日多時，佛法卻為英國學者波威爾（Andrew Powell）在《常新佛教》（Living Buddhism）一書中，指出是目前西方發展最快的宗教。洋人信佛、學佛的原因主要是和西方傳統信仰的衰微、佛教本身的優點、喇嘛僧的到來、資訊流通的頻繁等因素有關。
一、西方傳統信仰後系動搖，造成精神的空虛
其原因是：
【1. 教理欠圓融】
中東發源的信仰，含有神權至上的霸氣、教條主義的虐迫性、褊狹族群的排他性，與科學理性之認知甚少相容，一般人視為過時、落伍、迷信、遠離塵世、與現實社會不相干、難以令人信服、年輕人幾乎都不再上教會，將「宗教」視為笑柄。
目前西方的傳統宗教，大體上來說，已黯然失色，日漸式微，主要是因為他們都有許多絕對要相信，不容懷疑，卻不著邊際，難以在日常生活中驗證，也無法在現實功利的工商社會施展開來的教條。因此，宗教與生活扞格不相容，生活自為生活，宗教信仰則是遠在天外、死後才能到達的不可及世界，和現實人生根本扯不上關係的一大堆神話，例如創世紀、死後復活、耶穌是處女所生等說法，不但跟知識領域的認知相牴觸，很難以令人信服，而且根本不吸引年輕人，對於人心也不具有約束力量，給人的感覺是遠離塵世與疏離人心。以英國威爾斯西部來說，戴維斯（Tom Davies）指出該地區半數以上的教堂都已關閉（Davies, 1993）。
【2. 專家學者的質疑】
十九世紀以來，對於西方傳統信仰的質疑漸多，如達爾文的進化論、赫胥黎的天演論、費爾巴哈的「人造神」說、尼采宣稱上帝已經死亡、郭敏達（Govinda）、史托利（Francis Story）、阿前．瓦茲都對西方傳統信仰產生很大的反感。最近英國德連市（Durham）大主教簡金斯（David Jenkins）公開在各大媒體稱耶穌是處女所生、耶穌會復活，根本與常情不相符；僅因不信上帝，就永久受煉獄之苦太殘酷了；僅因亞當與夏娃偷吃了禁果，所有後代子孫便都帶有原罪，太沒有道理了。法國Evreux大主教Jacques Gaillot則公開鼓吹准許教士結婚，以彌補神職人員流失的窘迫。因此，教會找不到神職接班人已經是很平常的事，甚至雖有不少頑固守舊的勢力還在負隅頑抗，也終究抵擋不住，不得不認真考慮讓婦女出任大主教等神職，以便減輕教會對神職人員的迫切需求。西班牙大多數的修道院，由於找不到修女，不得不到印度買窮苦人家的女孩來充當，即為一例。
教會關閉、教產拍賣、教士轉業的情形十分普遍，一九九二年佛光山在倫敦瑪格麗特街八十四號所設的「佛光寺」即是買下教堂改裝的，只是把教堂上的十字架拆下來而已。蘇格蘭艾克上達穆的三藐林寺（Samye Ling）在阿然（Arran）外海買下的聖島（St. Holy Island ），供各種信仰者閉關修行的場所，原來也是中古時代的修士隱修的地方。目前西方很多教堂幾乎部已經是門可羅雀。為了勉強維持場面應應景，改頭換面變成博物館的已為數不少，甚或經營陶瓷等其他工藝行業以苟延殘喘的也很多（Drakakis-Smith, 1994, pp.31~32），原先教會的宗教氣氛，似乎已經蕩然無存。霍夫曼在《愛因斯坦傳》中記述愛氏對於自己傳統信仰產生疑惑、失望的心情就是一個最好的寫照。
【3. 家庭組織的崩潰】
過去家庭是教會的延伸，但目前隨著核心家庭組織的崩潰，教會的權威與元氣也大受損傷，作為倫常規範的傳統信仰支柱既已破滅，各種脫序的亂象乃層出不窮，真是應驗了「家庭一破碎，教會也跟著完了。」（Roof, 1994, p.33）
【4. 生活沒重心，缺乏方向感】
過去宗教信仰是社會倫理的主要支柱；目前此一支柱既已動搖，卻又沒有更好的倫理道德架構來取代它。死後的世界既不可知，幾乎等於虛無縹緲，那麼人生的指望便只有回到最原始的情欲，縱情聲色，追逐官感的滿足而已。人們熱中權力、，財富的追逐，因為那似乎成了社會地位與成就的指標，行屍走肉的隨波逐流，既不關心死後，也不關心來生，只要今朝有酒今朝醉，重視的是現前的享樂。因此，愈耽溺世樂，也就愈迷失自我，難以自拔。每個人都汲汲想要追逐快樂，可是到頭來獲致的卻是更多的空虛、苦悶、失望、沮喪、挫折、寂寞，與疲累不堪的身心。人生的無望、無奈、無助，莫此為甚。
對西方傳統宗教信仰失望所造成的影響與現象，則是教堂關閉、拍賣或轉業，教士流失、精神空虛、社會紛亂不安，性氾濫非常嚴重，英國的少女懷孕率居高不下是歐市會員國最高的國家；希臘則是少女自殺率最高的國家。性解放並沒有給人們帶來更多的快樂和滿意的生活，反而卻是更多的失落、愁悵與迷惘。破碎家庭、單親家庭逐年成長。缺乏健康及有安全感的家庭環境，如何培養出健全人格的小孩，實在令人擔憂。家庭、工作，乃至人際關係都充滿著不穩定性及不安全感。西方流行一句話說：「除了死亡與通貨膨脹外，世上沒有不變的東西。」的確，這已點出快速變動不居的社會環境，人生的迷茫。疏離、暴力、吸毒、犯罪層出不窮，日趨嚴重，就以紐約市的七百五十萬人口來說，僅一九九四年一年，就有一千六百多人被謀殺而死於非命（Spaeth, 1995, p.30），也就是說，平均一天四、五個人。這可說是生活沒重心，人生缺乏方向感的迷惘之具體寫照。
【5. 物質繁榮，逐物喪志的迷失，引發心靈之追尋】
目前有不少擁有各種物質享受，體驗過各種想得到的一切刺激，卻依然不快樂的人。美國西沃婆絲冬（Marilyn Silverstone）女士說物質的享樂、感官的刺激，總有令人不快的鬱悶：「你不停的追尋更興奮的事，但最後你卻發現每樣事都變為塵土。」（Khan, 1992）許多改信佛教者，想追尋的是一種，深陷於物質主義及中產階級規範的基督教徒，所無法找到的心靈生活（Gibson, 1988, p.55）。
跟隨「護大乘法脈」創立人耶喜喇嘛出家的美國比丘尼姬娜，在出家前頹廢的縱欲生活即是個例子。耶喜說：「姬娜對每件事都怨透了，她說她的生活非常空虛、乏味。她做過每樣事，但卻還是找不到快樂滿意。我瞭解她講的話。相形之下，我一無所有：國破家亡、身無分文，然而我卻又擁有一切。對姬娜及後來跟著前來問佛法的西方人士，我開始探詢他們的生活方式。我瞭解姬娜欠缺的是對她自己及其內心生活的瞭解。她不曉得她本身就具有快快樂樂生活的潛力，反而認為快樂是外來的，實際並非如此，而是源於內心。」（Mackenzie, 1988, pp.42-43）
耶喜喇嘛也說：「我認為西洋文明是建立在物質價值乃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這種認知上。遂以為沒有任何其他東西可跟它一樣重要，這很令我感到沮喪。我曉得這不是某人的錯，我不是責備任何人，事實即是如此。我認為這是導致心理浮動與煩躁的原因。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維繫得很好，那令我很不愉快」（Mackenzie, 1988, pp.52）。這就很確切的指出物質生活之空虛。
【6. 理性知識的覺醒】
十九世紀以來達爾文的進化論、費爾巴哈的人創造上帝、尼采的上帝已死亡，目前德連市大主教簡金斯博士認為死後復活不可信、達賴喇嘛懷疑神是否睡著了等，都是理性的覺醒。人們難以再全盤接受一些難以理解的《聖經》神話。
二、佛法本身所具有的魅力與特色
佛法本身具有合理、可行與有效性。如果佛法僅是其他一種大同小異的宗教信仰而已，那麼它就不會如此吸引人，也不太可能會成為替代西方傳統宗教的信仰。因此，這應是洋人信佛、學佛最主要的原因，殆無疑義。佛法的確具備有許多其他宗教信仰所沒有的有利點、殊勝與吸引力，充份表現在其教理的圓融上。在世界所有各種信仰中，佛法稱得上是最科學、最理性和最具有包容性的，它跟任何文化信仰都可圓融無礙地相處，既沒西方宗教派系內的互斥、迫虐性，更沒有對於其他文化信仰的排斥性。佛法跟其他宗教比較起來，更能顯現其有容乃大的包容性。
佛教與西方一神信仰迥然不同的是，它沒有因這三百年來驚人的科學發現而感到扭捏不安。佛教不護衛科學上已經證實為謬誤的宇宙論，不談創世紀的神話，只談切近人生的問題，也就是如何止息煩惱，獲得快樂自在的生命。它是建立在理性的認知，而非天啟的真理上，甚具有合理、可行、有效等特性，容易使人信服。例如，佛教不談世界怎麼來，世界怎麼結束，人怎樣被創造出來之類，無以驗證的許多臆想的神話。因此，它與科學理性主義的氣氛是相融無礙的。
當西方傳統宗教的新血，基本上離不開家庭與族群來延續時，佛教卻獨能吸引成年人。相形之下所呈現出的生機，自然就具有很大的意義。佛教信眾，基本上是一個人長大成年後，透過信仰者自己本身的思惟、探索所作的抉擇。
有些人常認為學佛或遁入空門的人，無非是感倩受到挫折，或事業失敗、家庭衰落、身心體力衰弱者的選擇。這種情形當然不可能說絕對沒有，可是也不見得每個人的出家因緣都是如此。事實上，不少人學佛是跟這些事情無關的。在英格蘭的阿瑪拉跋提寺住了一年多的優婆夷霍琴（Anne Hawkins）即曾說過：「我想多瞭解一下佛法，我不認為我不滿意於目前的生活，但冷靜的回顧一下，我確實又是如此。我想來此的人，內心中都想要尋求什麼。」（Denison, 1989）目前英國各大城都有佛教團體的聚會與活動，而且往往還不只一個。就以個人就學的英格蘭里斯特（Leicester）來說，一九九○年才僅有三處佛教中心，但到一九九六年，至少已有六處佛教徒定期聚會修行的佛教中心，擴展速度不可說不快。
【簡單實際】
佛法不談一些天外天，遠在天上，或死後世界等不著邊際的事情，更不管一些細微末節的瑣碎事，如一個人可以娶幾位老婆、行不行割禮、要不要朝拜聖地之類的事，它談的是每個人切己的問題，如何調伏煩惱妄想心、轉化心地、淨化心靈，以提高人的品質。這是每個人切身的問題，也就是苦與苦的止息。
【合理可行】
佛法應病予藥，它針對每個人的陋習，提供對治身心煩惱，確實可行的種種修持法門。斯里蘭卡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大使古魯居（Ananda Guruge）說：「佛教是個實踐的法門，而不是信仰某一特殊教義的宗教。它鼓勵人們親自來思索，自己作判斷。」（Gibson, 1988, p.54）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Strasbourg University）機械工程教授，也是法國佛教聯盟主席（The Buddhist Union of France）馬丁（Jacques Martin）說：「佛法吸引歐洲人士的主要原因在於它的理性與批判精神，它對生命的探索方式與西方科學研究一樣的精確。」（Gibson, 1988, p.54）換言之，它是個實踐的宗教，光信仰是不夠的，必須身體力行。
【契理契機】
英國優婆夷法蘭克（Lynne Franks）說：「我生活過得很好，透過學佛，我學到應該感恩與回饋，而每當我想要回饋時，就有一些奇妙的好事發生。它僅是一種維持均衡的事，因此，我一點也不覺得累。」（Miami, 1986, p.11）佛法強調善良的心地，且是一個能提供契合時代需要的信仰。儘管人類已能製造許多巧妙的機器，但善良的心地，卻不是機器製造出來的。佛法提醒人們時時照顧好自己的起心動念，才能過滿意自在的生活，實為千古不易的真理。
【平等平實】
佛法等視一切含靈，既沒有任何「選民」（selected people）的觀念，其慈悲絕對沒有任何條件，也沒有任何種姓、階級、膚色、性別，乃至人畜等差別，真是無所不包。佛法說：「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認為一切眾生都有如來智慧德相，都有成佛的可能。它不談玄說妙，只談現實、貼切的人生實際問題，勉勵學佛的人要興起「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心，以同理心體認大地一切眾生，無不希望離苦得樂，趨吉避凶的共通想法，生救拔心，不可損惱杖辱諸眾生，最是平等平實。
【圓融無礙】
佛教的時空宇宙觀是無窮無盡、無始無終的，此世界、他世界是緣生緣滅的，生命也是無始無終，不是片斷、有始有終的。在多生多劫的無盡時空裡，一切眾生都互為父母、兄弟、姊妹、親戚、朋友，彼此息息相關、自他不二。這種浩瀚無窮的宇宙時空觀念，自然要比神造萬物、神審判萬物的有始有盡的說法，來得圓融無礙與切近事實。而眾生平等，沒有任何選民之觀念，更較一些「神以祂的形體創造人類」、「人為萬物之尊」、「地球為宇宙中心」的講法，更顯得至大無外的圓融無礙。
「更具包容性」
沒有「絕對真理」、「唯一信仰」的褊急與武斷，沒有派系水火不容的迫害、衝突、流血發生。佛教沒有神權至上的橫霸脅迫性、排他性。佛教允許每個人心智成長的空間、自由抉擇的機會，不急於一時硬要把一大堆教條塞給別人，「一手捧著經，一手拿著刀」，或「一手拿著機槍，一手捧著《聖經》」強迫人家不容任何懷疑的全盤接受其信仰。佛法更沒有只進不准出的強迫裹脅性，把改變信仰，說成是褻瀆尊神的唯一死罪。在核子毀滅陰影籠罩的時代中，它強調和平共存，並且在此日益惡化的環境中，宣揚各種生命體的息息相關、相互依存性，實遠較一般絕對真理的信仰來得更具包容性。
【緣起性空】
幾乎所有信仰體系，都大談永生、靈魂不死，佛法卻對眾生這種無始以來，根深柢固的自我膨脹與執著，直接說出「無我」與「緣起性空」，打破眾生的幻我迷執。這種如實了知諸法實相的覺醒，最能開展自性，體悟自他不二的實情。
【實際可行】
佛法不談一大堆開天闢地、世界怎麼來、人怎樣被創造、世界怎麼結束、「大災難即將來臨，趕快悔改信耶穌」等一大堆不著邊際、絕對要相信、不容任何懷疑，卻又難以驗證的獨白。因此，它跟二十世紀的科學精神相融不悖，不用忙著彌縫補綴一大堆難以令人信服的教理。它只談每個人當前、當下的切身問題，也就是苦與苦的止息等實際人生時刻所面對的問題。相形之下，自然要較一些神話連篇的信仰，來得吸引人，也更容易使人信服及驗證。也就是說佛法是最不違背科學的認知，當知識領域愈進展，一神信仰忙著彌縫補綴愈來愈大的漏洞時，佛法卻沒有這方面的困擾。
【理性與樸素】
佛法不談玄說妙，講一些不著邊際、天外天的神話故事。其理性與樸素，提供一些極平實，又切己可行的調心、調息，對治身心煩惱等方法，每一個人都可實踐、驗證，不必等到死後，等到來生，留待那位絕對的唯一尊神來為人算命。阿瑪婁比丘（Bhikkhu Amaro）說佛法最吸引人的特點是它沒有教條的束縛，鼓勵人家懷疑、探索、深入調查，並從人生的體驗中去學習（Cush, 1993, p.23）。也就是說，佛法沒有一大堆要我們絕對相信，不容懷疑的真理。它強調疑情而不是盲目的信仰，一切教義，要能驗之身心，才會受用，光信仰是不夠的。
【佛法非常實際】
佛法非常實際，它正視人世間現實的苦難、不圓滿等問題，並且提出對治的方法。它只講人生實際的問題，談苦與苦的止息，也就是如何制心、防心離過的事。這些事是切己、可行、可驗證的。例如，佛法的靜坐與參禪，便是止息煩惱，安頓紛擾心地的很好方法。英國日蓮宗（The Nichuren Shoshu）主席寇斯東（Richard Causton）分析佛法昌盛的理由是：「人們尋求真正能改變生活的事物。如果你的物質條件很差，你是快樂不起來的。誦念教你向這種環境挑戰。你能獲得勇氣經營你的小生意，變得更有創見，堅定信念，不以次等貨為滿足。日蓮宗是沒有任何壓抑的。」（Cunliffe, 1986, p.30）這似乎很有效，兩年前日蓮宗紐開索支部的會員多數是失業的，目前該會會員幾乎都有了工作。「佛」是人格的圓滿極致，是人人可希冀、追隨、效法、成就的；不像「神」是獨一無二、高高在上、經常會震怒、會處罰人，任誰都無法企及的。
三、時代環境的丕變
一九六四年，英國佛教學會創立人韓福瑞（Travers Christmas Humphreys）於該會成立四十週年紀念會上的致詞說，西方人由於二十世紀科學發達及物質文明，對西方原有宗教信仰發生動搖，在心理上造成空隙，正尋找合適的東西來加以彌補。佛教則是最適合西方人需要的，也正是他們尋找彌補空隙的那樣東西。物質繁榮的西方世界，精神卻日呈混亂、徬徨，工商社會的緊張競爭壓力，更造成人心的苦悶、焦慮、不安與疏離。這正應驗了湯恩比的名言：「物質豐裕的社會，精神反而貧乏。」
達賴喇嘛訪英時，注意到一個奇特的現象，那就是一般人關心的只是自己的寵物，至於左鄰右舍的死活卻全然不在乎。老人死掉好久後，鄰人一無所知、漠不關心的情形，時有所聞。在人與人的互動上，每個人都很害怕受到別人傷害。因此，就很刻意的保護自己，不輕易相信別人。人與人接觸的機會愈頻繁，可是人與人的距離似乎更遙遠，疏離、冷漠、失落感極為普遍。
【不健康的社會疏雕，生活沒重心，缺乏方向感】
西方霸權的衰落，連帶也促使西方人重新省思及檢討其傳統文化，並開始認真研究東方文化。殖民帝國時代，西方列強挾持著船堅砲利的優勢，征服世界的廣大地盤，便輕易相信他們的文化信仰都比被征服者來得優越與進步。因此，既無心去暸解別人，更不會懷疑到本身文化信仰的權威與優越性，當然也看不到本身文化信仰的盲點與破綻。最壞的是根本看不到和自己傳統相異的信仰、文化有何優點。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都極少改變，即以曾獲泰王頒贈佛教自象獎的英國作家阿諾德（Edward Arnold）來說，他也從不敢在公開場合宣稱他是個佛教徒。
戰後整個情勢轉變了，歐洲霸權動搖了，全世界的政治地貌也完全改觀。正如一位生病的人，較會冷靜檢討自己一向的飲食與作息是否正常合理一樣。英、法、德等殖民國家在戰後的衰退聲中，不免懷疑到本身文化的價值。因此，也較能虛心實意的以平等的立場，去思考些嚴肅的問題，想真正去認識其他非歐文化的價值。從整個大環境來說，這當然是有助於瞭解非歐文化與信仰。過去甘地旅英求學期間，英國人恥於幫有色人種理髮，甘地只好自己對著鏡子，拿剪刀自己剪的情形，今日已不復見。
【接觸之門的大開】
交通視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體現了天涯若比鄰的地球村之夢想，不但人與人的交往頻繁，而且世界各大都會也愈來愈國際化，更增加了各種不同信仰者接觸的機會。甚至婚嫁到異邦，也不再是天倫永別的惡夢，漢代細君公主遠嫁烏孫王，「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在異國兮烏孫王」的幽怨，今天根本已不復存在。在快速國際化的社會中，不同文化習俗與信仰風俗的接觸，已愈來愈頻繁。
尤其是資訊流通、傳播的快速與頻繁，使得過去僅能藉少數直接接觸到的傳教士、商人、官吏等轉述的訊息，變得很直接與普遍。東西方的隔閡日消，這自然有助於對佛法的重新判斷與瞭解。
【佛教學會的推動】
一九○七年，裴尼（Francis Payne）、傑克森（R. J. Jackson）、裴因（J. R. Pain）、羅斯特（Dr. Ernest Rost）等人於倫敦市中心成立「大不列顛愛爾蘭佛教學會」（Buddhist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公推戴維斯為會長，彌爾思（E. T. Mills）為副會長，艾蘭（Captain Ellan）為祕書長。這可說是對巴利文與梵文有興趣者的學者之集會，曲高和寡，自然很難吸引一般人來學佛。
該會從一九○七∼一九二二年，做了不少弘法利生的工作，如發行小冊子、演講、集會、出版佛書，辦佛教評論雜誌。該會並有圖書室、佛堂、禪堂，及僧寮房。在利物浦、伯明罕、曼澈斯特、布來吞（Brighton）、牛津、劍橋等大城，也設有分會。各分會中，尤以利物浦分會為最大。但「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該會在戴維斯、彌爾思等人相繼去世後，也就跟著解散了。
一九二四年，韓福瑞法官於倫敦成立「佛教中心」（Buddhist Centre），．借用錫蘭佛教徒的「佛教精舍」（The Buddhist Lodge）為辦事處，自任會長。一九二六年，設圖書館，出版佛教會報。不久，改名《英國佛教》（Buddhism in Britain）。一九四三年，再改為《中道》（The Middle Way）季刊，發行至今。
該會會長韓福瑞對於心靈研究素有興趣，於劍大念書時加入神智會（The Theosophical Society）。十七歲時，讀到庫瑪拉（Coomaraswamy）的《佛陀與佛教福音》（Buddha and the Gospel Buddhism），及布拉瓦斯基（H. P. Blavatsky）的《神祕原理》（The Secret Doctrine），深感唯有佛法之真理，才能解脫人生之痛苦。後來又常聽裴尼的演講，信心日增，便常參加佛教徒的活動。等到舊佛教會壽終正寢時，他就出來組織佛教精舍，自任會長。
佛教精舍（一九二七∼一九三九）的會址設於韓福瑞位於西敏寺（Westminster）的自宅，另有圖書館位於大盧梭街（Great Russell Street），流通佛書。該會主要負責人有韓福瑞及其夫人、財務洪那（Hoona）、主編馬許（A. C. March）等人。
一九四三年，佛教精舍改名為「佛教學會」（The Buddhist Society），仍以韓福瑞為會長。該會係無宗派的佛教團體，旨在倡導上座部、大乘與禪宗各宗派的解行。每週有固定的演講興討論。會員也經常聚會，研討佛理，或修習禪定。
【英文佛書的流通】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前佛書英譯，或以英文發表的尚屬有限；戰後英文佛書數量與種類日多，歐美專門發行佛書的著名出版社就有很多家，這表示佛教書籍與佛教人口的眾多外，也意味著接觸佛法的另一扇有效大門，也已開啟了。比較有名的如，智慧（Wisdom Publications）、雪獅（Snow Lion Publications）、色巴（Tharpa Publications）、香巴拉（Shambhala Publications）、風馬（windhorse）等。
【斯里蘭卡人的移入】
一九二六年，錫蘭佛教的中興者達瑪帕拉（Anagarika Dhammapala）於倫敦成立摩訶菩提學會倫敦分會，募得五千英鎊購得郭薛司特路四十一號（41 Goucester Rd. ）的巨宅為會址。計畫在英國培植僧團，並派金剛智（Ven. Vajiranana）等三位比丘主持會務，每週日集會課誦。但以機緣末熟，有些英國人認為他們根本不需要佛法的輸入，且該會也缺乏向西方弘法的經驗，事先也沒有充份的準備，這個計畫並未成功。
但由於斯里蘭卡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屬於英國殖民地，以奴工幫傭移入英國的為數不少，自然也把他們的本土信仰帶入歐洲，信仰佛法的人最初當然就以斯裔英人為主。
【喇嘛僧的到來】
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與各寺院眾多喇嘛僧的出亡，流落世界各地，引發西方對藏密的興趣。這正如達賴喇嘛經常說的：「西藏的不幸，卻是西方世界的大幸。」也應驗了西藏古老的預言：「當鐵鳥在空中飛翔、鐵馬在軌道上奔馳時，藏人將如螻蟻般星散世界各地，而佛法也將傳播到紅人的領域。」（Chryssides, 1988, p.135）當年逃難出走的喇嘛僧，先後在西方世界，建立許多佛教中心，比較有名的，如耶喜（Lama Yeshe）、阿公（Lama Akong Rinpoche）、創巴（Lama Trungpa）。
四、各人因緣的成熟
巴利文學會的創立人戴維斯博士（Rys Davids）即因受到一位斯里蘭卡老僧的熱心協助，每天長途跋涉很遠的路途，來為他講解巴利文，卻一無所求，不收分文，而且日中一食，也不吃英國下午茶餐點，而且經常洋溢著喜悅、恬靜、自足、無罣礙、無恐怖的神情，因而好奇的想探究一下老僧的思想。當他愈鑽研，就愈被佛法的精神所感動，最後竟不能自己的全心全意投入弘揚佛法的工作。此一學會致力於將巴利文經藏譯為英文及弘揚佛法的工作。
【英國與西藏流亡政府有何密切關係】
中共入藏前，西藏便與英國有不尋常的關係。同時佛法在西方的發展也以英國較早。蘇格蘭的三藐林寺，是歐洲最大的西藏佛寺，文殊師利中心則為頒授佛學博士學位「格西」的修行中心。西藏喇嘛僧也曾在倫敦舉行過「時輪灌頂」祈求世界和平法會，這是歐境唯一舉辦過的此種法會。西藏設在倫敦的辦事處，是歐洲英國、愛爾蘭、丹麥、挪威、瑞典、格陵蘭、芬蘭及冰島各國西藏事務總部。同時，一九八五年成立於倫敦的西藏基金會則負責流通達賴喇嘛的訊息、弘揚藏傳佛法，並以抒解藏民的苦況為主要目的。可知藏密與英國淵源頗深，達賴喇嘛每次赴歐時，在英國停留的期間也較他國為長。因此，從英國佛教發展現況的瞭解，或許可以看到目前西方世界，人心與社會對於佛法需要的一斑。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佛教在亞洲很多地區，都受到無情的摧殘與打擊時，卻在歐美大放異彩，日漸光明燦爛，呈現蓬勃的發展生機，康立菲女士（Lesley Cunliffe）指出近幾年佛法在英國的成長速度相當驚人，並預測佛法會在西方發展出另一個佛教盛世（Cunliffe, 1986, p.28）。此中盛衰消長的原因，值得加以深入探討。佛法受到西方人的重視或可重新鼓舞東方人對於佛法的認識和肯定。
【西方人士怎樣接觸到佛法、認識佛法的呢】
近代海路大通以來，冒險家、傳教士、商人、旅遊者、官吏、軍人便大量東來，他們早就與佛教有了接觸，可惜當時固執管見，拘囿於傳統教條，他們財大氣粗，總認為他們的文化信仰，當然是最優越的。因此，早期的西方人根本看不到基督教、天主教以外其他宗教的優點或價值。西班牙、葡萄牙人在斯里蘭卡、東南亞等地大肆拆毀佛寺佛塔，破壞佛像，強迫改信等舉措，即是個明顯的例子。佛教更被早期的傳教士刻意扭曲為迷信、落伍、不合時宜的偶像崇拜，因此，西方人不惜使用各種威迫利誘的蠻橫手段，迫使東方迷途的羔羊改信基督。十九世紀末，英國傳教士害敵（Spence Hardy）、逼我（Samuel Beal）肆意醜詆佛教，即其著例（Snelling, 1987, p.224）。
這種情形，一直到十九世紀歐洲學者開始認真蒐集佛教經典，學習它的語文（巴利文、梵文、藏文）後，才慢慢有了轉變。有些人已經想客觀、公正的瞭解佛法。一七八四年，英國法官鍾斯（Sir William Jones, 1746-94）等人在加爾各答創立「孟加拉亞洲學會」（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可說是歐洲研究佛法的先驅（Snelling, 1987, p.224）。
早期在英國推展佛教，最重要的人物首推戴維斯博士（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1843-1922）。他於一八八一年，在倫敦創立巴利文學會（The Pali Society），致力於巴利文經典的英譯工作。一八六四年，戴維斯赴錫蘭任官，至一八七六年返英，總計在錫蘭十二年。他在錫蘭期間，因經手一件地產糾紛的訟案，涉及巴利文權狀，引發他對巴利文及佛法的興趣。他所創立的這個學會，直到今天仍在擔負巴利文經典的英譯工作。佛法傳入英國的途徑，約略可概括為：
【殖民主義】
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一九三九年），英國佔有世界最廣大的殖民地，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地圖是漆著橘紅色的。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它意味著直接接觸的機會多，商人、冒險家、軍人、官吏、傳教士來往多，東方人士和僧侶到英國也較方便。其轄下的斯里蘭卡、緬甸等殖民地，同屬於南傳佛教領域，英國早期接近的佛教，主要即是南傳佛教。來往既多，佛教文物流入英國的便相當可觀。加以物阜民豐，穩定的政冶環境、自由的學術風氣、薈萃的人才，都有助於佛學研究與佛教傳播。因此，許多重要的佛教活動便首先在英國展開。
從第一個佛教團體成立後，佛學刊物的發行及佛教活動的策劃乃漸上軌道。佛教活動受到戰爭的影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暫時停擺。戰後重現生機，各種活動又漸熱絡起來。韓福瑞憑著他的法官資望、橫溢的才華，及充沛的精力，自然成為英國早期推動佛教的先驅人物。由於他的努力，佛教目前已成為英國人的信仰之一，在英國信仰領域上已佔上一席之地。
韓福瑞早年對於佛法的認識，實帶有神智會濃厚的神祕色彩，這自然和當時英文佛書數量有限及英文弘法人才的欠缺有關。韓福瑞跟他夫人普克（puck，原名Aileen Faukner）於一九二四年創立佛教精舍。該機構延續到一九四三年，性質和神智會很接近。但佛教精舍在哲學觀點及宗教理念上，終究跟神智會有所區別，最後不得不分道揚鑣，改名為「佛教學會」，積極致力於籌辦佛學講座、出版佛書，及舉辦共修活動，並發行一份佛刊，定名為《英國佛教》，最初由馬許任主編，這就是目前英國最有份量的佛學刊物《中道》的前身。
由於英國與東南亞佛教國家的密切關係，最初傳入英國的也是南傳佛教。早期可資利用的英譯佛典，在種類及數量上，都相當有限，其人對於北傳佛教幾乎一無所知，因此，當時有些人不免認為純粹的佛法即是南傳佛法，只有南傳佛教才是原始佛教。對於密乘的知識，更付闕如。
但因英國印度殖民地的國境毗鄰西藏，英國佛教界曾於一九二二年派出朝聖團，準備赴拉薩晉謁十三世達賴喇嘛，成員俱是當時佛教界名流，如奈特（G. E. O. Knight）、大英愛佛教學會榮譽祕書葉蘭（Captain J. E. Ellan）、牛津大學畢業生胡列秋、（Frederic Fletcher）、馬高文（G. Montgomery McGovern）。此行雖不果，但同行的馬高文，終於見到達賴十三世；胡列秋則在拉薩受格魯派沙彌戒，而成為英人首位獲得藏密戒法殊榮的人（Snelling, 1987, p.230）。胡氏讀過英人阿諾德（Sir Edwin Arnold）的《亞細亞之光》（TheLight of Asia），到過斯里蘭卡、印度，也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深感人命無常，並對藏密產生濃厚的興趣。後來便在緬甸受具足戒出家，長久居住下來，法名「多傑般若難陀喇嘛」（Lama Dorje Prajinananda）。這個法名，正反應他皈依過密乘與南傳佛教。
【旅遊冒險】
早期旅遊家對於神祕的西藏也有一些記述，十九世紀英國派往大吉嶺工作，並曾隨英將楊夫（Francis Younghusband）於一九○二年入侵西藏的醫官魏列沃（Dr. L. A. Waddell）所寫的《喇嘛教或西藏佛教》（Lamaism or The Buddhism of Tibet）就是這類書籍。此外，英國駐錫金領事貝爾（Charles Bell）的著作也屬此類。貝爾跟達賴十三世私交甚篤，他於一九二○∼一九二一年間訪問拉薩時，獲得達賴與班禪喇嘛許多贈品。他本身對西藏文物的濃厚興趣，都記載在其書中。而其蒐集的文物，目前則藏於利物浦及劍橋大學博物館中。
【考古發現】
十九世紀英人庫寧罕（Sir Alexander Cunningham）等人在北印度找到許多早已被人遺忘，而與佛陀生平有關的聖蹟，如佛陀誕生地籃毗尼園。這些遺蹟地點的發現，除了印證佛經記載的可靠外，也肯定了佛陀確有其人，不再是虛無縹緲的神話故事，也使人瞭解到佛教文化曾在這些地區有過輝煌燦爛的時期。此外，印度境內的蘇坦加（Sultanj）、阿瑪拉拔提（Amaravati）、犍陀羅（Gandharaa）、我國甘肅的敦煌等地都有許多重要佛教文物的發現（Harvey, p.302）。
十九世紀也是西方教會漸失人心之際，神智會的創立，即是應此一精神空虛的環境而產生的。理性知識的成長，除有助於對西方傳統信仰的懷疑與批判外，對佛法也愈能減少偏執的成見。德國哲學家尼采宣稱其名言「上帝已死」外，其作品中對佛法也有較清楚的概念。費爾巴哈稱人類創造了上帝，而不是上帝創造了人。悲觀哲學家叔本華的觀念更是跟佛法很接近，他說：「人生實在是苦，欲望則是苦的起因，幸福之路就是去除欲望。人生終極的目標，是難以用語言文字來描述的。」（Snelling, 1987, p.225）
儘管如此，直到本世紀初，對佛法有真正同情瞭解的仍僅限於學術界的少數人而已。一八七九年阿諾德出版他著名的詩集《亞細亞之光》，馬上成為當時非常膾炙人口的一本書，一再重印了幾十版，並且譯成好幾國文字，韓福瑞稱它是西方世界最暢銷的佛學書。藉由此書的介紹，一般社會大眾乃漸能瞭解佛法當中蘊涵的優美義理。阿諾德更喚起大眾對北印度遺存的聖蹟，如菩提伽耶的注意，並努力推動從當時印度教徒手中買回產權的工作，此事到一九四九年終獲實現。
【佛書的廣泛流通】
英文佛書的流通，使許多人更有機會接觸佛法。奔內（Allan Bennett, 1872~1923）就是受到《亞細亞之光》一書的感動而出家，成為英國第一個剃度為僧的人。他於一九○一年在緬甸阿加泊（Akyab）受沙彌戒，次年再受比丘戒，法名「阿難達美提亞」（Ananda Metteyya）。為了將佛法傳佈到歐洲，他便在仰光成立一個國際佛學機構，一九○七年又在倫敦成立「大英愛佛教學會」（The Buddhist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and Ireland）。該機構延續至一九二五年，由一九二四年韓福瑞所創的佛教精舍，也就是後來的佛教學會所取代。一九○八年，美提亞因為身體健康狀況欠佳，就回緬甸。雖然他具有熱情與抱負，惜拙於言詞，並不吸引人。一九一四年以後，身體惡化，不得已還俗，此後即拖著病軀，受佛教界人士之照顧，直到一九二三年往生為止。
孔茲（Dr. Edward Conze）等人，即從佛書接引信佛的。依據韓福瑞的研究指出，英國人改信佛教的，主要是靠信徒從書本中鍥而不捨的研究，獲得信心的為數比較多（Kerr, 1975, p.77）。這種例子，多不勝舉。西班牙的梭略里（Amadeo Sole-Leris）在敘述他出家為僧的理由時說，他是於十六歲赴斯里蘭卡時，偶然接觸到《佛陀金言》（Sayings of the Buddha）一書而深受感動的（Dhammika, 1990, p.4）；愛爾蘭（John D. Ireland）說他因看了韓福瑞的《佛法》一書，才曉得佛陀不只是他已往認為只是中國的神明而已，而當中的確有些教義，可幫他解除煩惱，因此，他在欣喜之餘，立即買了那本書（Dhammika, 1990, p.25）；美國比丘尼卡得羅（Ven. Sangye Khadro，俗名Kathleen McDonald）說他也是經由閱讀瞭解到他的想法與佛教、印度教的教理很接近的（Dhammika, 1990, p.30）；澳大利亞籍的達米卡比丘（Ven. S. Dhammika）說他看到英國記者沃特斯（John Walters）的《不動轉心》（The Mind Unshaken）後，感到他上輩子是個佛教徒，因此，很欣幸這輩子又能聽聞到佛法（Dhammika, 1990, p.49）；菲律賓籍華僑李氏（Chester Lee）也是經由閱讀到佛書而信佛學佛的（Dhammika, 1990, p.56），馬來籍的王輝文（Wong Phui Weng）說他因看了《佛陀金言》一書，才曉得佛法根本沒有頑固的神權獨裁與教條，令他很興奮、讚賞，而且愈看愈起勁，也對佛法更有信心（Dhammika, 1990, p.78）
南傳佛教傳入英國雖較早，但初期的進展並不是很順利。如果佛教傳到西方最初是歐洲人發動的，那麼後續推動力，主要則來自美國。雖然十九世紀，有些美國作家如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就受佛教思想影響很深，他曾把布諾夫法文版的《法華經》譯為英文，但要到一八九三年，佛教才受到社會廣泛注意。當年芝加哥世界博覽會舉辦的首次世界宗教大會中，兩位佛教代表，斯里蘭卡的達瑪帕拉與日本臨濟禪師宗演（Shyen Shaku），即在會上出盡鋒頭。達瑪帕拉是摩訶菩提學會的創立人，他在會上發表兩篇論文，強調佛教與基督教在倫理上的類似。尤以宗演的學生鈴木（Dausetz T. Suzuki），由於精通佛學與英文，對弘揚佛法到西方的貢獻與影響更大。
一九二五年，摩訶菩提學會主席達瑪帕拉赴英訪問，準備建立摩訶菩提學會的英國支會。翌年在倫敦怡林（Ealing）找到合適地點後，便正式成立。兩年後，於利津公園（Regent Park）附近找到一所房子後，便派金剛智等三位能說英語的斯里蘭卡僧人前來主持，這是僧人在英國落腳的肇始，惜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又中斷（一九四○），直到一九五四年，才再露曙光。
佛教精舍與摩訶菩提學會就是英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維繫佛法的兩大支柱。佛教精舍辦英文佛教雜誌，出版佛書與小冊子，辦演講、討論會、禪坐；摩訶菩提學會則定期公開演講，派比丘常駐該會，以備信徒的詢問。在觀點上，佛教精舍是無派別的，較能以平等心看待大乘佛教與研究其他佛教各派經典，信眾以土生土長的英國人為主；摩訶菩提學會，則是以南傳上座部佛教為主，信眾則多為斯裔英人。兩者彼此間儘管有些不同，但還是相輔相成，共同合作舉辦過一些重要佛教節慶，如衛塞節、成佛日等。後來摩訶菩提學會在達摩帕拉圓寂後，就逐漸退居次要地位了。
佛教學會往戰前也接待過海外來訪的一些佛教界人士，如我國的太虛大師（一九二八年）、日本的鈴木大拙（一九○八又一九三五年）。鈴木初次會見英僧美提亞；第二次，則參加楊夫主辦的世界宗教會議（The World Congress of Faiths），演說大乘禪學，令聽眾耳目一新，被稱為是將禪學帶到西方世界的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各地佛教幾乎完全停擺。有些佛教團體，只能艱辛的維持部分工作的進行。大戰後，倖存下來的佛教團體則努力推展弘法工作。大致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佛教在英國的緩慢發展，實已為戰後英國佛教的再興奠立了良好的基礎。
【鈴木的禪】
鈴木是日本臨濟禪宗宗演法師的學生，由於美國出版商需要一位能將日文翻為英文的人，他就動身赴美，初次一去，即留了十一年。一九二七年，他的《禪學論說》（Essays in Zen Buddism）一書發表後，立即引起西方人士的廣泛興趣。因此，隨後他便把他的精力用在向西方人介紹禪，甚至到八十多歲時，仍風塵僕僕的應邀到哥倫比亞等各大學去演說。他的經典鉅著，如《禪與日本文化》，到目前都還很暢銷。
二次世界大戰後，對東方宗教之體驗與迷幻藥之濫用，形成所謂披頭禪（Beat Zen）與嬉痞禪。在這種風氣下，人人以懂一點禪的皮毛為時髦，因此，也促成一些人去學佛，這畢竟是好事。
【西藏難民與喇嘛僧的蒞臨】
一九五九年喇嘛僧的流亡，使藏傳佛教跟著流傳到美、加、歐、澳。如周巴、耶喜、阿公、梭佳、創巴等喇嘛高僧，俱在西方發生鉅大的影響力。
【西方學者的接引介紹】
韓福瑞、阿蘭．瓦茲、史內林、孔茲、哈維俱是介紹佛法到西方的人物。此外，也有介紹實地研究的考察著作，如大英博物館出的LivingBuddism與Buuddhism：Art and Faith等書。
【考古人類學的發現】
達爾文在巴拉托哥群島的觀察所提出的進化論，直接衝擊到《聖經．創世紀》的講法。這自然有助於歐人接受其他不同信仰的觀念，不再把《聖經》的神話都奉為絕對要相信、不容懷疑的金科玉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