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指紋
   作者:史帝夫.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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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為《命運之舞》導論,史帝夫.瓊斯(Steve Jones)著,劉泗翰譯,先覺出版公司出版, ISBN:957-607-348-0

      
一九○二年,法國名偵探貝提庸(Alfonse Bertillon)在巴黎偵破一樁駭人聽聞的謀殺案,當時他使用一種新科技,讓作奸犯科的人都嚇破膽。八十三年後,兩位年輕女孩在英國中部納堡羅(Narborough)附近的萊斯特(Leicester)遇害,後來也是靠著新科技逮捕了兇手,只不過這次牽涉到的機器設備,可能讓貝提庸瞠目結舌。這兩起兇殺案能夠順利偵破,正好見證了人類遺傳學最早和最新的發展。

       巴黎謀殺案的兇手之所以落網,是因為他在兇案現場留下指紋,這是第一次以指紋做為辨識凶手身分的證據。其實,指紋的觀合心是從古日本流傳下來的,當時以印在陶土上的指紋來辨識製陶工匠。萊斯特謀殺案的凶手也是由同樣的方法逮捕歸案,而這次在凶案現場留下的,是人類基因中可以用來辨識個人差異的另一種物質,警方利用新測試方法,找到這種物質 「DNA指紋」(DNA fingerprint)。這種指紋和貝提庸破案的關鍵線索,成日本陶土工匠留下的記號一樣,都是辨認個人獨特身分的依據。當然,現實生活比科學複雜得多,以這個案子為例,先是有一名年輕人向警方投案,做了假口供,而警方利用DNA指紋鑑定,才排除他涉案的可能。真正的凶手是一位名叫皮區佛克(Colin Pitchfork)的麵包師傅,他唆使朋友提供假的血液樣本,以他的名字送給警方檢驗,企圖魚目混珠,不過最後還是難逃法網。

       利用指紋追蹤罪犯的觀念,最早是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一八○九∼一八八二,英國博物學家,進化論的提倡者)的表弟,蓋爾敦(Francis Galton,一八二二∼一八九一)提出來的,他創辦世界上第一個人類遺傳學研究機構,也就是我現在工作的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蓋爾頓實驗室(the Galton Laboratory)。我每天都會經過收藏他生平遺物的長廊,其中包括幾排可以顯示父母和子女之間相似之處的種子、一份舊「泰晤士報」(The Times),以及一個可以藏在掌心的小型鋼製計算機,這些東西都在提醒世人,不要忘了他。除了促進偵查工作的革新之外,蓋爾頓也是第一個出版天氣地圖的人,而且他還以一到五分的等級,祕密地為英國各地女性評分,製作了獨一無二的美女地圖,其中得分最低的地區是亞伯丁(Aberdeen)。

       蓋爾頓的傳記其實就是他一連串反常怪癖的記錄,從他發表的三百多篇科學論文中,隨便挑選十來篇,看看這些論文的篇名就可見一斑:〈論駕駛的眼鏡〉〈從統計學質疑禱告的功效〉〈瘋子與人〉〈興奮的平均臉紅〉〈正常人的視覺〉〈純種蛾〉〈嗅覺算術〉〈三代瘋貓〉〈痛風的草莓療法〉〈以科學原理切圓形蛋糕〉〈英國家庭中的好壞脾氣〉以及〈男女在頸背的相對敏感〉等等。此外,蓋爾頓也經常在非洲旅行,但是他瞧不起非洲人,甚至還用六分儀和科學原理,測量當地女性的臀部。

       蓋爾頓提出一個概念,認為人類的特質屬性,來自於每個人從祖先身上獲得的獨特遺傳密碼,而這個概念間接導致現在人類遺傳學蓬勃發展。他對天才的遺傳特別感興趣,甚至認為自己屬於天才階級。他在一八九六年出版的《世襲天才》(Hereditary Genius)中,調查一群傑出人士的祖先,結果發現一個傾向,他所謂的「天才」會重複出現在同一個家庭中。因此他指出,這個結果顯示人類的能力是先天賦予,而非後天學習。蓋爾頓是第一位以特定屬性,例如法官的特質,來建立人類遺傳類型的研究學者,在他之前的研究都只是臆測模糊的特性,例如音樂性或有沒有雀斑等等。

       現在生物學的發展,可能會讓蓋爾頓及其追隨者嚇一大跳。儘管我們對所謂天才的性質還不甚了解,而且知名的科學家對這個題目也不怎麼關心:但是遺傳學確實正在蓬勃發展。犯罪偵查已經廣泛運用DNA指紋,甚至還有人計畫,要在美國和歐洲建立DNA資料庫,很多人權鬥士已經群起反對。此外,醫學界也普遍運用基因差異,如個人DNA形式可以追蹤出受損基因,讓父母選擇是否要冒險生下帶有先天性缺陷的嬰兒。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知道五千多種和基因有關的先天性疾病,如果再把其他遺傳性的慢性病,例如癌症和心臟病也包括在內,那麼幾乎大部分的人,都是因為他們與生俱來的基因,所引發的疾病而死亡的。

       生物學不只是披露了我們個人的命運,事實上,從基因中也可以得知,人類和其他生物也有許多共同遺傳。像蓋爾頓就發現,黑猩猩也有指紋,而現在我們也都知道,黑猩猩有很多和人類完全相同的DNA,這些證據都說明了,我們和黑猩猩在血緣尚是近親。甚至,我們和許多完全不同的生物,如老鼠、香蕉和細菌,都還有相同基因呢!

       遺傳學是一把通往過去的鑰匙:由於每個基因都有祖先,所以只要把這些遺傳變異類型拼湊起來,就能拼出一幅歷史圖像,而且比仟何其他來源還要完整。每個基因都是祖先傳遞的遺傳信息,拼湊起來就是人類演化的完整版。因此每個人都是活化石,身上攜帶的記錄可以追溯到人類的起源,甚至還要更久遠。《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中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希望「為人類及其起源帶來一些啟發」。現在所有生物學家都能接受達爾文的說法,同意人類和其他生物有共同祖先,其實這都要歸功於DNA提供的證據。

       達爾文所謂的演化,就是現有的生命型態發生變化,然後「經由修正的後代」產生新的生命型態;語言的發展也可以用這句話來說明。由於變化的關係,基因語言在傳遞的時候很容易被曲解。我小時候聽過一則很有趣的故事,它的內容是講壕溝裡的士兵傳達命令:「派兵增援,我們要進攻了」。結果一個傳一個,到後來卻變成「派筆整人,我們要鞠躬了」。這則簡單的故事正足以說明,在複製遺傳信息時發生的意外,可能會導致什麼樣的改變。

       這本書討論遺傳,也討論演化,更包含我們每個人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所遺留下來的線索。基因語言的字母很簡單,只有四個字母,不像英文有二十六個。這四個字母就是四種不同的DNA鹼基(base)──adenine、guanine、cytosine、thymine:分別縮寫成A,G,C,T四個字母。這四個鹼基以三個一組排列成單字,如CGA或TGG,而大部分的單字能組成不同氨基酸(amino acid)。這些氨基酸連結在一起,就變成蛋白質,形成人體的基本結構。

       遺傳的語言有多簡潔,可以從《嘉德斯比》(Gadsby)一書中的怪句子,看出一點端倪。這本書是美國作家萊特(Ernest Wright)在一九三九年完成,書中有一段話:「我要告訴你,一群燦爛的年輕族人是如何找出冠軍,這個人有他自己的兒女,是個支配欲強烈,又樂天的人,吸引著年輕人圍繞在他的身邊,就像蒼蠅看到糖碗似的。」聽起來有點奇怪,讓人摸不著頭緒,而這本書的其他五萬字也是一樣。這是因為這句話,乃至於整本書裡都沒有用到英文字母e。用二十五個字母,當然還是可能寫出有意義的句子,不過卻只是剛剛好而已;然而生命卻只用了四個字母。

       遺傳詞彙雖然簡單,但是傳達的信息卻很冗長。我們體內每個細胞,都包含大約六英尺長的DNA。有趣的是,如果我們把一個人體內的每個細胞的DNA拉直,然後連結起來,長度可以從地球來回月亮八千次!現在還有一個「人類基因組解讀計畫」(the Human Genome Project),打算把人類的三十億個基因字母都寫出來,出版成書。這可能是世界上最無聊的書,篇幅還相當於十二本《大英百科全書》。事實上,這個計畫對於到底要如何讀取DNA的遺傳信息,以及是否值得這樣大費周章,還有很多爭議。當年大英帝國海軍派遣小獵犬號軍艦,搭載達爾文到南美洲探險,並不是因為他們對生物演化感興趣,而是因為他們知道,要了解世界的第一步,就是繪製地圖,如果運氣好,還可以藉此控制世界。在遺傳研究方面也是如此,儘管繪製一份基因圖所費不貲,大概跟興建一艘三叉戟核子潛艇差不多,而且對從事這份工作的人來說,也是無聊冗長的工作;但是在本世紀末或下個世紀初,還是會有人出版人類遺傳辭典。講得更精確一點,世界上將會出現所謂「平均先生」(Mr. Average)的基因圖,它一定是男性基因圖表,其中所有的資訊都來自幾十位不同男人的DNA片斷。

       強而有力的理念,如遺傳和演化思潮,會產生許多虛構不實的理論或觀念。蓋爾頓在研究遺傳學之後,創立優生學,主要目標是「管制一些不適生存者的出生率,敦促優良品種提早結婚,以增加適合生存者的出生率,來改進人類品種。」蓋爾頓的這種做法,將剛起步的人類遺傳學領域,帶進死胡同,幾乎半個世紀不見天日。蓋爾頓身後留下四萬五千英鎊,在倫敦大學學院成立國家優生學實驗室(Laboratory of National Eugenics),另外還遵循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優良傳統,留下兩百鎊給服侍他四十年的僕人。不過他成立的實驗室,在不久之後就改名為蓋爾頓實驗室,藉此規避優生學的惡劣標籤。至於他的僕人後來何去何從,就不得而知了。

       蓋爾頓的優生學觀念和達爾文的演化理論,對二十世紀的知識份子和政治生活,有極大的影響。影響範圍涵括了左右兩派,不管是自由派或保守派,都一網打盡,而且這種影響還以各種顯而易見或是潛移默化的方式,一直持續下去。很多在立場上南轅北轍的人,都說他們的思想可以追溯到《物種起源》和《世襲天才》,而且這些人至少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相信生物現象是命定的,相信人類受制於他們與生俱來的基因。

       倫敦的海格特墓園就位於今日蓋爾頓實驗室北方幾英里遠的地方,其中最有名的墓碑非馬克思莫屬了;這個眾所周知的墓碑上刻著:「哲學家只詮釋世界,但是重點卻是如何改變它」。不久之後,就有人利用達爾文主義,嘗試改變世界,於是誕生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主要思想是,貧富代表著治理社會的生物原則,因此貧富貴賤是無可避免的,而它的創始人是史賓塞(Herbent Spencer,一八二○∼一九○三,英國哲學家)。史賓塞生前在英國極富盛名,死後就葬在馬克思的對面,「泰晤士報」還刊登訃聞宣稱:「英國損失了最受讚揚、最有影響力的子民」。不過,現在大家只記得他提出過一個廣為流傳的口號:「最適者生存」,以及發明了「演化」這個名詞。他以一位真正哲學家的清晰思路寫道:「演化就是物質運行、分散與整合,而在這個過程中,物質經過不斷的異化與整合,從一種不確定、不一致的同種,轉變成確定而且一致的異種。」不過當代數學家卻戲謔地4改編成:「演化就是,物質從一點也不能討論的完全一樣,經由持續不斷的分分合合,變成有一點,但是大致上可以討論的不完全一樣。」

       史賓塞利用《物種起源》,做為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盛行的理論基礎。鋼鐵大王卡內基(Andrew Carnegie),對於利用演化做為不正義、不公平的託辭,感到印象深刻,於是邀請史賓塞到匹茲堡一遊。這位哲學家看到自己的理論,在鋼鐵水泥業中竟然切實可行,他的反應是:「只要花這裡住上六個月,就可以自殺了。」

       蓋爾頓贊成以人工方式干預人類演化,他支持讓優秀人種繁殖,而讓那些遺傳因子不符合標準者絕育的理念。這股優生學風潮,表面上關心那些尚未出生嬰兒,但實際上卻殘酷地剝奪了他們的生存權利。其實在現代,人們對這種表堣ㄓ@的結合,一點也不陌生。蓋爾頓對遺傳感興趣,主要是把遺傳視為評斷國民品質優劣的手段,並且藉此避免人類種族品質急遽惡化。他說,「天才」家庭的小孩數目比大多數家庭都少,因此他擔心未來的世代會變成什麼樣子。或許他是因為自己沒有孩子,才有這種焦慮。

       很多早期優生學家都有一些共同特質,他們多半家境富裕、受過良好教育,也有相當的社會地位。以蓋爾頓為例,他出生於教友派信徒(Quaker,十七世紀中葉在英國創立的基督教的一派)家庭,家族以製造槍枝為業,而他繼承了家族財產。當時大部分的優生學研究,都是仰賴最富有的人所留下的遺產;其他的優生學家則都是左傾分子,他們覺得如果經濟可以規畫,那麼基因也可以。劇作家蕭伯納晚年曾經參加過一個聚會,當時蓋爾頓也在場,蕭伯納說:「男人和女人在擇偶的時候,往往比挑選出納和廚師更漫不經心。」不久之後,他又寫道:「種族滅絕如果要做得人道、愧疚且徹底的話,就必須有科學基礎。」當時蕭伯納顯然是想在上流社會,扮演叛逆小子的角色,但是後來的發展,卻讓他之前的角色所引起的笑話,變得一點也不好笑了。

       優生學運動在美國的實質影響,比在蓋爾頓的祖國更大。一八九八年,哈佛大學演化生態學教授戴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一八六六∼一九四四,美國動物學家、遺傳學家)獲得任命,出任紐約長島灣冷泉港實驗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主任。這個實驗室原來的目標是研究「海港、湖泊和森林內,動物的正常變異以及異種的產生」,而且還做過一些重要實驗,在二十世紀初的生物學研究發展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不久之後,鐵路大亨的遺孀哈里曼太太(Mrs. E. H. Harriman)決定提撥先夫的部分遺產,投入改善人類品種的研究工作,於是在原來的實驗室旁邊,成立了優生學記錄室(Eugenics Record Office),雇用兩百多名田野調查學者蒐集系譜。他們蒐集七十五萬餘份基因記錄,其中包括遺傳性疾病和色盲研究,以及個性上的遺傳記錄,如害羞、貧窮、流浪性格、道德控制和懶惰無能等等。

       戴文波特的工作對美國社會有很重要的影響。在本世紀初,有些優生學團體曾頒獎給最適者的家庭,按著「優生」一詞也堂而皇之地進入英文語言。更嚴重的是,醫學界開始認真思考,他們對未來的責任,是否高於某些現存者的利益。當時有兩萬五千名美國人,因為可能會生下弱智或犯罪的後代,而遭到絕育。有名法官除了說過:「低能三代就夠了」之外,還把絕育手術和注射疫苗相提並論,認為大眾利益絕對優於個人權益。

       有位政治領袖也有相同的看法。一九一○年,邱吉爾在內政大臣任內曾說過:「弱智和精神異常人口以不自然的速度快速增加,但是正常、富有活力且優異的品種,卻只是有限穩定的成長,形成對國家和國民品種的危機,這絕對不是誇大其辭。我認為,瘋狂之泉的源頭必須在一年之內,加以阻絕封閉。」英國政府覺得這段話太煽動,可能會引起不少爭議,因此列為國家機密,直到一九九二年才公諸於世。

       蓋爾頓的另一名追隨者,德國胚胎學家海克爾(Ernst Haeckel),同樣也受到《物種起源》極大的影響。海克爾是演化論的忠實信徒,曾經提出一個看法,認為所有的動物在胚胎發展的過程中,會重新經歷演化歷史;這個看法後來還影響到佛洛依德。海克爾不只是生物學家,也對社會變遷十分熱中,他大量閱讀蓋爾頓和達爾文的論述,並且深信遺傳是命中注定的,因此創立一元論聯盟(Monist League)。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一元論聯盟在德國境內吸引了好幾千名會員。它的主要論點,就是把生物法則應用到社會上,為了成就某些擁有所謂最完美生物遺傳的人種,可以犧牲其他人種。海克爾宣稱:「整個國家的歷史,可以用天擇的方法加以解釋」,而且「社會規範就是遺傳和適應的自然法則」。他覺得德國人演化的最終目的,就是征服那些劣等民族,他並且表示:「德國人距離像人猿的人類形態最遠……較低等的人種在心理上,此文明的歐洲人更接近動物,因此我們對於他們的生命價值,必須有完全不同的評價。」無獨有偶的,希特勒傳記《我的奮鬥》(Mien Kampf)的書名,就是從達爾文主義的觀點,詮釋衍生出來的!

       一九○○年,德國軍火製造商克魯伯(Krupp)提撥三萬德幣的獎金,舉辦一次論文比賽,題目是:「演化理論對國內政治發展和國家立法有什麼影響?」結果有六十篇論文參賽。德國工業鉅示西門子(Simens)也擔心,大量的劣種人類會淹沒擁有最佳遺傳的人類。不過,德國的第一次優生絕育,卻是由一位篤信社會主義的醫生動手的(他曾經宣稱,那些工會領袖比他們的追隨者,更可能是金髮碧眼的白種人)。

       希特勒在啤酒館暴動(Beer Hall Putsch)後入獄服刑,在獄中閱讀德國學校人類遺傳學的標準教材──尤金.費雪(Eugene Fischer)的《人類遺傳暨種族衛生學原則》(The Principles of Human Heredity and Race Hygiene)。費雪是柏林人類學、人類遺傳和優生學研究所所長,他的一名助理孟格拉(Joseph Mengele),曾經因為試圖實現蓋爾頓的理念而惡名昭彰。費雪的書中有一句話令人毛骨悚然:「遺傳品質的問題,比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爭論,還要重要一百倍。」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呼應費雪的想法:「不管是誰,只要在身體上或精神上不健康或不健全,就沒有權利把他們的痛苦傳給後代子孫。」希特勒從這個觀念中,發展出可怕的結論:摧毀那些被他視為劣等的品種,然後從最優良的品種繁殖後代。後來,希特勒真的實行這項改善遺傳品質的工作。大約有四十萬人,因為被認定基因不值得流傳,而慘遭絕育;有些受害者在填寫表格的時候,遭到祕密照射X光,而失去生育能力。在漢堡負責執行這項計畫的人估計,大約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應該接受絕育手術。

       到了一九三六年,德國種族衛生協會(German Society for Race Hygiene)已經有六十幾個分會,而且還有好幾所德國大學頒授種族科學博士學位。這種科學訓練強調,有些人種因為遺傳的關係,天生低人一等。當年參加萬希大會(Wannsee Conference),決定如何解決猶太人問題的與會者當中,有半數擁有博士學位,其中大部分都是專攻人類學,他們以科學基礎為藉口,企圖洗刷罪行。德國的優生學運動強烈反對墮胎,除非是替被視為生物上的不適者,執行墮胎手術,否則冒然執行墮胎手術的醫生,會被處以嚴苛的罰則,最高可判處十年徒刑。納粹的優生學家利用這類方法,扭轉了一九三○年代的「生育低潮」,由獲准生育的婦女所生下的新生兒的數目,增加了五分之一。

       這種風潮結合了極右派觀點、對種族純粹的迷戀,以及反墮胎運動,在現代美國獲得迴響。納粹十分擔心德國血統的純粹性,而且憂慮程度已經到了荒誕不經的地步。一名國家社會黨員在不幸發生車禍後,接受猶太人捐血,結果竟然被送上懲戒法庭,由法庭決定是否要撤銷他的黨籍。所幸這名捐血的猶太人,曾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參戰,因此他身上的猶太紅血球才被接受。

       納粹實驗導致的慘劇,迫使這種原始優生學運動告一段落。不過,這個玷污的過去,讓人類遺傳學留下了它自己的歷史指紋,有時候似乎無論如何都無法抹滅。我們絕對不能遺忘這段歷史,尤其是現在,這個主題首度占據了控制生物未來的位置。

       蓋爾頓及其信徒相信,可以為所欲為的發明一門科學,來呼應自己的偏見。他們認為,人類對基因的責任,比照顧帶有這些基因的人還要重要。他們個個都有超乎常人的自信,而且他們的觀點還獲得重視。然而仔細回想起來,他們對於人類傳遺根本就一無所知。

       不過,現代新知識和過去的無知一樣,都充滿爭議。唯一不同的是,現代生物學家不再像他們偏執的前輩,只著重模糊的一般議題和全體人類的命運;相反地,他們現在更關心個人發展,因此人類遺傳學的研究範疇也就狹窄了許多。

       儘管如此,遺傳學引起的道德爭議,並未就此煙消雲散。例如在嬰兒出生前,先診斷出基因缺陷,可以改變先天性缺陷嬰兒的出生,與其自然流產之間的平衡,藉以減少先天性缺陷嬰兒出生的數目,而這樣的做法引起極大爭議。儘管大自然本來就浪費許多受精卵,仍然有人認為所有胚胎都是神聖的生命;但是也有人認為,明明知道基因有缺陷,還執意要遺傳給下一代,與虐待兒童無異。此外,遺傳學還面臨另一個更微妙、更普遍的難題──知識的問題。現在遺傳學可以診斷出基因缺陷,進而預測會在兒童期、青年期或是中年前期死亡。不久之後,遺傳學就可以告訴我們,會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死亡,而且我們知道的會越來越多。問題是,人類真的想要知道自己可能會罹患什麼疾病,但是卻束手無策嗎?很多疾病,只有當小孩從父母雙方遺傳了一對受損基因的情況下,才會出現。事實上,每個人都可能遺傳至少一個這樣的基因給下一代,因此光是這樣就有助於選擇伴侶,或是決定是否要生孩子嗎?所以最讓人為難的處境,就是太了解自己的或是下一代的命運。

       至於新生物學引發的道德問題,最明顯的例子,也是極古老的爭議,就是對天生品質認知的歧見。人類對某些基因就是有偏見,例如帶有決定性別染色體的基因;女性有兩個X染色體,而男性有一個X染色體以及另外一個較小的Y染色體。換句話說,所有的卵子都有一個X,而精子則可能有X或Y。在卵子受精的時候,XY的男性與XX的女性數目是相等的,因此性別和血型一樣,都是基因的產物。

       我們判斷這些基因價值的方式,有助於了解人類是如何做生物選擇,以及道德判斷標準又是如何因環境而異。有時候,Y染色體似乎比X染色體更沒有價值,例如在碰到戰爭、謀殺或是執行死刑的情況,如果受害者是男性,似乎就不像女性讓人覺得那麼難受。但是這種性別的價值是會改變的,很多父母表示,比較希望生男孩,尤其是第一個孩子。有些人還真的嘗試各種辦法,希望一舉得男,琳瑯滿目的生男祕方令人嘖嘖稱奇。例如在古希臘,據說行房時把左邊的睪丸綁起來,就會生男孩;到了中古世紀,則傳說男性只要花月圓之夜,喝下攙了獅子血的葡葡酒行房,就可以一舉得男。其他比較不這麼誇張,但是同樣無效的方法,還包括在吹北風的時候行房,或是在床的右邊掛一個人的內褲等等。

       自古以來,販賣生男祕方始終是撈錢的好方法。畢竟無論你的祕方有多荒謬,總是有50%的成功率。即使到現在,還是流傳生男祕方,像是在適當的時機使用蘇打粉或醋(利用帶有X或Y染色體的精子,對酸鹼度抵抗力的不同),或是在女性生理週期的某個特定時間行房(這個方法要用一種昂貴的專用錶計時)。另外,也有人說飲食鹹一點或淡一點,也會影響到生男的機率。其實,大部分的生男祕方都沒有用,有一些販賣祕方的江湖郎中,還因此被控詐欺。

       現在有了遺傳學,表示不會再有詐欺,不過取而代之的,卻是道德問題。有幾種方式能夠有效的選擇胎兒的性別,其中之一就是精蟲分離術,將帶有X染色體和Y染色體的精蟲分開,然後選擇合適的精蟲讓女性受精。自從一九七八年,第一個試管嬰兒布朗(Louise Brown)誕生後,已經有幾百個嬰兒,是利用體外授精方式,讓精子和卵子在試管內結合而誕生的。另外有一種相當磨人的技術,就是「著床前的細胞分裂分析」(BABI, Blastomere Analysis Before Implantation)。這種方法要在適當的時候,也就是通常在受精卵分裂成八個細胞的時候,從發展中的胚胎取出一個細胞,就可以判定這個受精卵的性別。這時候,我們再將想要的性別的受精卵,植入母體內,就保證會生出想要的性別。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兩百多個孩子是利用這種方法誕生的,不過這種方法本身的問題是,其他多餘的正常胚胎要怎麼辦呢?

       五十年前,在愛斯基摩人的社會,男孩人數是女孩的兩倍,因為有些女孩一出生就被殺了,或是在鬧饑荒的時候,讓女孩子活活餓死。即使在現今中國大陸部分地區,因為一胎化政策,造成殺女嬰的情況時有所聞,導致男孩過剩。最近印度政府強制關閉部分診所,因為這些診所以檢測胚胎染色體為名,協助孕婦選擇胎兒性別,把帶有兩個X染色體的女嬰墮掉。根據統計,光是在印度孟買,一年就有兩千多個女嬰因此遭到墮胎。最主要的原因是女孩子在結婚時,父母必須準備豐盛的嫁妝,所以這些診所的招牌甚至寫著:「現在花六百盧比,未來省下五萬」。這種情況的後果相當嚴重,印度現在是全世界少數女性比男性少的國家之一,有些省分的女男比例,已經到了四比五的情況。而且由於殺女嬰和墮胎的緣故,印度出現女性不足的現象,缺額人數相當於英國女性人口。

       這些選擇性別的方法,無論是比較理性而沒有爭議的精蟲分離術,或是已經算是犯罪的殺嬰行為,都是以人為方式干擾基因。至於這些方式可以讓人接受的界線何在,則必須視其所在的社會、政治和宗教背景而定。我猜想本書大部分讀者,可能在道德上無法接受,只因為胎兒性別不對,就中止懷孕的做法;但是對於選擇X或Y染色體精蟲的方法,就比較不曾擔心。有些人也許不喜歡男孩比女孩值錢,或是女孩比男孩值錢的想法,因此反對出嬰兒的生物價值,來決定他們的生死。

       不過在選擇嬰兒性別的時候,除了父母親的自我意志外,還有更嚴肅的議題,有時候甚至是生死交關的決定。許多遺傳性疾病,是跟著X染色體來的,如果女孩有不正常X染色體,通常會被另一個正常X染色體遮蔽,但是因為男孩只有一個X染色體,所以就沒有這麼幸運了。正因為如此。許多和性別有關的先天性疾病,比較容易出現在男孩身上,而這些疾病都是讓人相當痛苦的。例如和性別有關的肌肉營養不良(muscular dystrophy),就是一種消蝕性疾病,會讓小孩的身體越來越虛弱,甚至在十幾、二十歲的時候就死亡。如果父母親已經生下一個肌肉營養不良的兒子,那麼他們想要確定未來的孩子不會有這種疾病,也是情有可原。即使他們在確定子女的生物品質之後,決定孩子的去留,也不會有人批評他們。因此,當人類了解遺傳學的功能後,個人的道德標準隨之改變。

       如果一對夫妻生下一個基因缺陷的孩子,而且馬上就知道,這個基因是來自母親的遺傳,那麼第二個男孩有同樣基因缺陷的機率,就比以前大的多,不過機率仍然小於二分之一。如果他們決定墮掉所有男胎兒,很可能因此失去正常男胎兒。那些不喜歡透過人工方法,例如採用X染色體的精子,來選擇胎兒性別的人,在這種情況下,可能也會改變他們的立場。至於其他人則可能接受,只要真的有可能生下肌肉營養不良的男孩,就不顧一切先墮胎再說的觀念。

       所幸,近年來這種選擇精確多了,已經可以找到造成肌肉營養不良的基因,而且只要稍微改變DNA,就可以顯示出,胚胎是否帶有這種基因缺陷。目前全球有兩百多個醫學中心,可以施行這種測試。不過,這個方法還不是百分之百精確,因為基因缺陷的情況很多,並不是所有出問題的基因都會顯現出來,有可能看似正常的胚胎,實際上帶有缺陷基因,因此父母親很難抉擇是否要繼續懷孕。此外,取得胎兒組織樣本的過程,也有一定的危險。雖然隨著科技進步,可以只測試非常早期的胚胎的周圍組織,或是從母親血液中取得胎兒細胞等等,讓這種危險越來越小;但是測試的危險性,還是得放在道德天平上,予以衡量評估。

       父母親在決定他們末出世孩子的命運時,會越來越受到風險評估和胎兒品質的影響,於是胎兒的權利,全繫乎他所攜帶的基因,這似乎是無可避免的趨勢。所謂的道德標準,也就越來越因時、因地而異。隨著我們的遺傳知識越來越豐富,遺傳判斷(genetical judgements)成了當務之急。這個判斷並非全然取決於科學,反而與做判斷的社會和個人息息相關。有鑑於先前優生學運動釀成的大災難,不難理解人類為什麼不願意思考,基於遺傳差異做選擇的問題。然而,新的知識卻一再告訴我們,終究難以避免這樣的抉擇。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遺傳學者似乎終於開始接受本身的限制,因而開始脫離政治掌控的陰影。如今這個研究領域中的大多數學者,對於宣稱人性本質就在DNA裡,抱持謹慎態度。雖然遺傳學確實揭露許多跟我們有關,且又非比尋常的事情,但是它仍然是少數不願意給我們太多期望的科學。

       成功的科學研究,大部分要歸功於還原與簡化;也就是說,要了解任何事情,都必須將它簡化還原成最小的構成分子。對遺傳學來說,這種研究方法目前還算管用,但是也只能到此為止了。至於無法適用的部分,則可以從英國政壇上一句惡名昭彰的話,看出端倪,這句話是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所說的:「世界上沒有社會這回事,只有個人。」這種哲學失敗的例子可說比比皆是,例如對蓋爾頓及其後繼者說:「世界上沒有人,只有基因」,就是掉進同樣的陷阱。

       儘管前車之鑑歷歷在目,但是近來,有一個危險、古老的迷思又有復活的跡象,這個迷思相信生物學可以解釋任何事情。有些心理學家和政治人物又開始宣稱,人類是受制於自身的遺傳,因此他們鼓吹一種生物命定論(biological fatalism),認為人性受遺傳驅使,生物學是一種原罪。根據這樣的觀點,舉凡不成功的人,都是他們自身遺傳的受害者,他們遭逢的困境都是因為本身的脆弱,和其他人毫不相干。這種新喀爾文主義(Calvinism)主張,既然人生早就命中注定,那麼就不必費心改變命運。這對那些凡是順從本性的人來說,倒是大開方便之門。

       這種新優生學在世界部分地區還頗竄流行,例如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現為新加坡資政)曾經因為擔心高等教育婦女的低生育率,於是推出一套財經方案,鼓勵她們多生產,藉以改善後代的品質。另外,中國大陸的「人民日報」坦白地披露中共的觀點,在一九八八年報導一項政府計畫,文中指出,心智疾病患者除非接受結紮手術,否則禁止結婚。而中共的理由,只是過度簡化的孟德爾遺傳學說:「白痴也生白痴兒子!」

       有時候,這些優生學者利用財政立場,來支持他們的觀點。一九二六年,美國優生學會(American Eugenics Society)在由費城舉辦的獨立一百五十週年博覽會中,樹起閃燈的招牌,指稱每秒鐘有一百美元財政支出,是花費在有「壞遺傳」的人身上。六十年後,一位提案要替人類基因組排序的人宣稱,只要用「治癒」精神分裂症所節省下來的經費,就足以支持這項計畫。他所謂的「治癒」,就是把所有可能帶有精神分裂症基因的胎兒,全部墮掉;只不過他還沒有找到,這個假設中會導致精神分裂症的基因。一九三○年代是政府健保經費拮据的時期,而一九九○年代,則是政府刻意刪減醫療支出的時代,因此不得不令人擔憂,遺傳學又被拿來當做歧視殘障者的藉口,藉以達到節省經費的目的。

       中古時代的日本,有一種看手相(dactylomancy)的技術,可以從指紋判斷人的個性。當時人認為,指紋複雜的人多半手藝精巧,是個不可多得的工匠人才:如果指紋有螺旋,代表這個人缺乏毅力;至於指紋有拱形圖案的人,則個性刻薄無情。人類遺傳學已跳過從看手相開始猜測的過程,而我們對遺傳知道得越多,就越覺得知道得太少。雖然優生學的陰影尚未盡除,但是負面影響已經比過去少的多了。現在遺傳學已經逐漸發展成熟,成為一門學科,開始勾勒出一幅不尋常的圖畫,披露我們是誰,我們是什麼,未來又會變成什麼樣子。本書講的,就是這幅圖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