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陶兄：

       這一回說給你我們過西比利亞的情形。

       平常想到西比利亞，眼前便彷彿一片莽莽的平原，黯淡的斜陽照著，或者凜冽的北風吹著，或者連天的冰雪蓋著。相信這個印象一半從《敕勒歌》來，一半從翻譯的小說來﹔我們火車中所見，卻並不如此驚心動魄的──大概是夏天的緣故罷。荒涼誠然不錯，但沿路沒有童山，千里的青綠，倒將西比利亞化作平常的郊野了。只到處點綴著木屋，是向所未見。我們在西比利亞七日，有五天都下雨，在那牛毛細雨中，這些微微發亮的木屋是有一種特別的調子的。

       頭兩天是晴天，第一天的落日真好看﹔只有那時候我們承認西比利亞的偉大。平原漸漸蒼茫起來，它的邊際不像白天分明，似乎伸展到無窮盡的樣子。只有西方一大片深深淺淺的金光，像是一個海。我們指點著，這些是島嶼﹔那些是船隻，還在微風中動搖著呢。金光炫爛極了，這地上是沒有的。勉強打個比喻，也許像熊熊的火焰吧，但火焰究竟太平凡了。那深深淺淺的調子，倒有些像名油畫家的畫板，濃一塊淡一塊的﹔雖不經意，而每一點一堆都可見他的精神，他的姿態。那時我們說起“霞”這個名字，覺得聲調很響亮，恰是充滿了光明似的。又說到“晚霞”﹔“晚”的聲調帶一些冥沒的意味，便令人有“已近黃昏”之感。L君說英文中無與“霞”相當的字，只能叫做“落日”﹔若真如此，我們未免要為英國人悵惘了。

       第二天傍晚過貝加爾湖﹔這是一個大大有名的湖，我所渴想一看的。記起郭沫若君的詩裡說過蘇武在貝加爾湖畔牧羊，真是美麗而悲涼的想像。在黯淡的暮色中過這個寂寞的湖，我不禁也懷古起來了。晚餐前我們忽見窗外很遠的一片水，大家猜，別是貝加爾湖吧？晚餐完時，車已沿著湖邊走了。向北望去，只見渺渺一白，想不出那邊還有地方。這湖單調極了。似乎每一點都同樣地平靜，沒有一個帆影，也沒有一個鳥影。夜來了，這該是死之國吧？但我還是坐在窗前呆看。東邊從何處起，我們沒留意﹔現在也像西邊一樣，是無窮的白水。車行兩點多鐘，貝加爾湖依然在窗外﹔天是黑透了，我走進屋內，到底不知什麼時候完的。

       有歐亞兩洲交界處，有一段路頗有些中國意境。綿延不斷的青山與悠然流著的河水，在幾里路中只隨意曲了幾曲。山高而峻，不見多少峰巒，如削成的一座大圍屏。車在山下沿著河走﹔河岸也是高峻，水像突然掉下去似的。從山頂到河面，是整整齊齊的兩疊﹔除曲了那幾曲外，這幾里路中都是整齊的。整齊雖已是西方的好處，但那高深卻還近乎中國的山水詩或山水畫。河中見一狹狹的小舟，一個人坐著緩緩地划槳，那船和人都是灰暗的顏色﹔這才真是中國畫了。

       車中一間屋睡四個人，而我們只有三個。上車時想著能老佔著一間屋就好。但晚上便來了一個女人，像是做工的或種地的。她坦然睡了上鋪﹔這在國內是不會有的──我們不但是三個男人，並且是三個外國人！第二天她下車了，來的是三等車中唯一的紳士﹔他大概因為晚上我們出入拉門，擾他清夢，下一天搬到別屋裡去。以後來的是兵，兵，兵！我們都說與兵有緣分呢。最後來了經濟學博士，他的名字，我還記得，是約瑟，是玩紙牌時要按名記分，他告訴我們的。從前來者都只說俄國話，我們偶然也能答應一兩個字﹔是從萬國臥車公司的指南上學來，如“不”“三個”“多少”之類。“不”字用得最多，伴著的是一搖頭。這自然乾脆不過，但往往從此打斷了談話﹔到這地步，那一位大概不是站在門外窗口去看風景，便是閉上眼睡覺。這位約瑟君卻不同，他除俄國話外，自己說還懂得法文﹔LH兩位都懂法文，我們立刻覺得屋裡更有意思起來了。

       但約瑟君的法文卻實在不夠用，他只能說些單字。LH兩位應付得很費力，可是他愛說話極了，老是支支節節地談下去。他告訴我們，俄國報說漢口黨人燒了美孚煤油公司﹔又問起好幾個中國人的名字。難為他記得住這些名字！有一個下午，他拿了紙筆，畫了地圖，和我們議論天下大事。他說俄國從美國買機器，而賣糧食給它﹔中國從美國買糧食和日用品，白讓它賺了錢去。他在地圖上點了幾點，寫著，“血！”“血！”說中國只能將血滴給美國，沒有別的。他似乎以為中國全然美國化了，這樣東西也問“亞美利加？”那樣也問“亞美利加？”甚至我送他一包香片，也問“亞美利加？”我們趕緊說“中國，”“中國，”才收下了。

       他又問我們什麼黨。我們三個都不在黨﹔他奇怪極了，指著胸道，“我──博士──共產黨！”指在他身旁的朋友──也是經濟學博士──道，“他──博士──共產黨！”他喜歡喝酒，常和他的朋友上飯車去喝。也邀過我們兩三次，總說，“同志──啤酒，”一面指著飯車那方面。我們都謝了。最後他似乎不大好意思，指點著道，“我──布爾喬──你們──普羅利特利亞特！”他又常指著他的衣服道，“不好看──俄羅斯﹔”指著我們的道，“亞美利加！”（兩三天後在另一車上和一個十八歲的俄國工人談話，一位高麗人給翻譯。這是個天真爛漫的工人，他的衣服比我們粗糙多了，可是比我們貴多了。他露出羨慕的顏色，但我想起約瑟君的話，倒有些羨慕他們。）他是個和藹的人，很幫我們的忙。快到莫斯科時，他一面剝著松子，（沿路見俄國人吃松子的甚多，一粒粒地摘下來磕著，似乎比磕瓜子有意思）一面告訴我們他有妻有子，現在家裡等著他呢。又指著遠處，說他夏天和他們住在城外，天涼了才搬進城去。下車後他還特地到窗前來和我們揚手作別。他是黑頭發，紫臉膛，繞腮胡根子﹔他說他現在是一個經濟雜志編輯人。

       本該下午兩點到莫斯科﹔誤了五點鐘，到時天已全黑了。去波蘭的車就要開﹔滿心想看看莫斯科，卻只見一片黑夜，我只得帶著最大的失望上車走了。第二天下午在波蘭換車上巴黎去。晚上到飯車吃飯，侍者穿著小禮服，鞠著躬和客人說話，客人也大都換上整齊的衣服端端正正坐著，與俄國飯車空氣大不相同。我漸漸有些拘束起來了。

弟自清，
十一，一五，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