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詩》雜誌
五四到現在，恰好四十年。那時我才二十歲，還是個小孩子，對於這偉大、具有深長意義的青年運動，雖然也碰著一點點的邊緣，當時的認識卻非常幼稚，且幾乎沒有認識，不過模糊地憧憬著光明，向往著民主而已。在現今看來，反帝反封建原是十分明確的，在那時卻有“身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的感覺。
伴著它興起的有新文學運動，在五四稍前﹔主流的活動，應當說更在以後。我初次學做一些新詩和白話文。記得第一篇白話文，自己遠不會標點，請了朋友來幫忙。第一首新詩，描寫學校所在地的北河沿，現在小河已填平，改為馬路了。彷彿有這樣的句子：雙鵝拍拍水中游，眾人緩緩橋上走，都道春來了，真是好氣候。”以後更胡謅了許多，結成一集曰《冬夜》。這第一首詩當然不好，卻也不是頂壞，不知怎的，被我刪掉了。北大畢業後到南方，更認識了一些做詩的朋友，如朱佩弦、葉聖陶、鄭振鐸等，興致也就高起來。曾出過八個人的詩選集，叫《雪朝》（一九二二年商務版），這裡有振鐸作品在內。日前我看到談鄭先生遺著的文章，似乎把它漏卻，大約這詩集近來也很少見了。
在一九二一年（五四後二年）有《詩》雜誌的編輯，中華書局出版。這雜誌原定每半年一卷，每卷五期，卻只出了一卷五期（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五月）。前三期編輯者為《中國新詩社》，其實並沒有真正組織起來，不過這麼寫著罷了。後面兩期，改為文學研究會的定期刊物，還貼著會中的版權印花。實際上負編輯責任的是葉聖陶和劉延陵。這雜誌辦得很有生氣，不知怎麼，後來就停刊了。
在這雜誌發表詩篇的朋友們，有些已下世了，如半農、漢華、佩弦、統照、振鐸諸君﹔有些雖還健在，寫詩也很少，我自己正是其中的一個。這裡的詩篇，好的不少，自無須、也不能在本文一一引錄。其時小詩很流行，我的《憶游雜詩》，全襲舊體詩的格調，不值得提起﹔佩弦的小詩，有如：風沙捲了，先驅者遠了。”語簡意長，以少許勝多許。鄭振鐸在第二號上，有一首《贈聖陶》的詩：“我們不過是窮乏的小孩子。偶然想假裝富有，臉便先紅了。”只短短的兩句，就把他的天真的性格和神情都給活畫出了。大約他的老朋友會有同感罷，他自然有激烈悲壯的另一面，如《死者》一詩，載第五號，末句道：“多著呢，我們的血──”這已經近似革命者的宣言了。
在第四號上登著葉聖陶《詩的泉源》一文。這短文的論點和風格，就聖陶來說，也可以說是有代表性的。例如：充實的生活就是詩。……我常這麼妄想：一個耕田的農婦或是一個悲苦的礦工的生活，比較一個紳士先生的或者充實得多，因而詩的泉也比較的豐盈﹔我又想，這或者不是妄想吧？
他積年的夢想，目前早已成為現實了。
說到我自己，當時很熱心於詩，也發表了一堆亂七八糟的作品，現在卻怕去翻檢它。這刊物原意重在創作，論文比較少。第一期上卻登載了我的一篇長文，叫做《詩底進化的還原論》。以現在看來，論點當然不妥當，但老實說，在我的關於詩歌的各種論文隨筆裡，它要算比較進步的。如在第一段裡說：“好的詩底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多數人向善的”，可惜這裡所謂“善”，沒有具體的、正確的含義，但文學面向著人民大眾，總該說是對的。又如第二段主張“藝術本來是平民的”，而且應當回到平民。還有一段揣測未來的話：在實際上雖不見得人人能做詩，但人人至少都有做詩人底可能性。故依我底揣測，將來專家的詩人必漸漸地少了，且漸漸不為社會所推崇﹔民間底非專業的詩人，必應著需要而興起。……他們相信文藝始終應為一種專門的職業，是迷誤於現在底特殊狀況，卻忘了將來底正當趨勢。
現在勞動人民都在熱烈地創作詩歌，我的夢想的實現，正和上引聖陶《詩的源泉》，差不多有類似的情形。當然這裡也可能有不一定恰當的話。
在這篇下文我又說到怎樣去破壞特殊階級（當時指貴族階級）的藝術，需要制度的改造和文學本身的改造：制度底改造，使社會安穩建設在民眾底基礎上面。有了什麼社會，才有什麼文學。……到社會改造以後，一般人底生活可以改善，有暇去接近藝術了，教育充分普及了，掃去思想和文字底障礙﹔文學家自己也是個勞動者，當然能充分表現出平民的生活。……我們要做平民的詩，最要緊的是實現平民的生活。
這些話，以現在來看，大體上還好。但這篇文章，卻被我丟開了，一直沒有收到文集裡面去，似乎曾被佩弦注意過，或者在《新文學大系》裡面有罷。我一直不能夠在行動中去實踐，也沒有在文學理論上去進修，反而有時鐫到象牙塔裡去，或者牛角尖裡去。走錯的路，在自己已無由挽回，這個教訓，如能為今日的青年引作前車之鑒，也就是我的厚望了。
當全國熱烈地紀念五四的時候，我提起這些往事，不由得感到十分的慚愧。在那文中，也未嘗沒有消極說錯的話，例如：
古人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我們也正有這種感想。
卻想不到“河清”真被咱們等著了。在當時自然萬萬想不到，也無怪我失言了。因之，我雖有很多的慚愧，卻懷著多得多的興奮。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在北京，於今四十年，我還住在這個城裡，有如同昨日之感。想到這裡，彷彿自己還是個青年。再說，能夠參加在青年的隊伍裡，勞動人民的隊伍裡，那就更加覺得年輕了。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四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