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爰》詩曰，“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惜又被他先做了去。我生在光緒己亥十二月，在西曆已入一九○○，每自戲語，我是十九世紀末年的人，就是那有名的庚子年。追溯前庚子，正值鴉片戰爭，後庚子還沒來，距今也只有十二個寒暑了。故我生之初恰當這百年中的一個轉關，前乎此者，封建帝制神權對近代資本帝國主義尚在作最後的掙扎，自此以後便銷聲匿跡，除掉宣布全面投降，無復他途了。這古代的機構毀滅了，伴著它的文化加速地崩潰了，不但此，並四億蒼生所托命的邦家也杌隉地動搖著。難道我，戀戀於這封建帝制神權，但似乎不能不惦記這中國（文言只是個“念”字），尤其生在這特別的一年，對這如轉燭的興亡不無甚深的懷感，而古人往矣，異代寂寥，假如還有得可說的，在同時人中間，我又安得逢人而訴。

       咱們還來談談這拳匪，史乘上的小喜劇，身受者卻啼笑俱非，這個年頭兒誰還對這義和團有興味，那才怪。百分之九十九的神話，卻有一分的真，值得我們注意的，這排外的心。我不說“排外”一定對，我也不說一定不對，當然更不會說像拳匪這辦法對。但排外這事情自有它的真實性，不因其面貌的荒唐而有所消滅。且未必不是民意，雖然我那時候才一歲。不然，當朝的老太後和文武百官們不至於對那“神拳”這樣恭而敬之地。民意的可用與否是另一問題。韓非子說過，“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我剛剛聽見咱們北平的街坊口裡叨叨，懷念過去的“友邦”，又有人低低告訴我說“人心思漢”。我正在考慮他有無出席國民代表大會的資格。

       排外這事情自然會發生的，假如真來欺侮咱們。誰能斷言帝國主義者不像這隔壁阿三不曾偷那本來沒有的三百兩？我記得在這回北平淪陷期間，日本人及其同儕曾再西提出火燒圓明園這一案，來喚起我們對大英帝國的敵愾。我不好說啥。縱說，也不好說他們錯。何以？這是事實。但由他喊“大東亞”喊得口乾，咱們對這西洋朋友總特別地親，真叫人沒奈何。誰叫咱們有不念舊惡的泱泱大國之風。又是閑話幽默，趕快回頭傍岸。我並不贊成懷仇報復，若人們的歧視至於相斫，我也不想減低拳匪的荒謬名聲。我卻敢明白地說，這抵抗的心不能算錯。錯在哪裡？錯在它的過程。最明顯的，以方法言，如以符咒避火器，可謂荒謬矣。但視為荒謬之頂點則可，說此謬種後來絕響，則不可。恁未免太性急樂觀哩。譬如用關王的大刀、猴子的行者棒來抵御槍炮算錯：那以大刀隊來抵擋機關槍呢？你怎麼說？以機關槍來抵擋原子炸彈呢？你又怎麼說？豈非我們今日猶沉溺於此荒謬的巨洲中並不曾自拔，卻無端以成敗論人去訕笑那大師兄二師兄。此笑無乃近乎多事。有人說，以機關槍打來，我們以機關槍打回去，這不錯了罷。卻也難說，推而言之，原子彈來，必以原子彈往，你意以為如何？這問題牽涉得太廣，離題亦太遠，不好再拉扯了。

       決心的排外，招來了八國聯軍，以後雖也曾排外，卻沒有這般大規模的。如清季的抵制美貨，現在聽這名詞，似乎夠新鮮。五卅事件的抗英，只曇花一現，連香港九龍的索還，今亦置之度外了。抗日心情雖比較長久點，然亦似瘧疾間歇而作，收梢在北平結了個大倭瓜。庚子以前在戊戌年，後有辛亥年，戊戌之於庚子，正反成文，庚子於辛亥，江河直下，到和議成，賠款定，清社之屋已為定局，只剩時間問題了，辛丑辛亥本相連續也。說清亡於民變，遠不如它亡於處患更為的確。戊庚辛三個年頭，維新不成即守舊，守舊失敗後維新，熬中翻餅，此後遂有民國，其實民和國都以吃了大虧，這中華民國從頭就是三災八難的。誰都知道，戊戌有清而辛亥無清，但事實上並不如是簡單，遠比這個重要，不僅關愛新覺羅一姓之興亡也。也無暇為滿洲人暗傷亡國，咱們的眼淚總有地方哭去的。不如說戊戌政變多少還有點自主的力，辛亥革命，於漢族雖為光榮一面倒的局面，我知準有多少同志不大愛聽哩。

      經過庚子辛丑之變，由極端排外斗轉而為徹底媚外，也不知九十度呢，還是一百八十度，向著對面點走去的罷。剛在神權夷酋面前爬起，又向帝國主義膝下跌倒。爬起也者還有點兒含蓄，事實上是就地打個滾而已。此即所謂百姓怕官，官怕洋人。這出戲自我墮地以來演到如今沒有間著，雖袍笏朱緋逐場換彩，而劇情一死見不變，真有點吃勿消哩。洋大人的臉色，或者和藹了些，（有人說，未必。）官兒們的派頭，或更神氣活現了，我縱有南亭亭長的筆墨，亦不知這新官場現形記，允許出版麼？至於百姓怕官，更一直的原封弗動。看這情形，要官兒不怕洋人大概不很容易，百姓不怕官麼，難說。到百姓不怕官又怎麼樣呢？那真的大時代就到了。是革命，不好聽點也就是亂。本來麼，咱們不會讓百姓們老怕著官麼，這辦法妙極，我先前為什麼倒不曾如此想過呵。

      （載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日《中建》半月刊第三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