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與某居士書曰：“看雲而就生了氣，不將氣煞了嗎？”可見看雲是很容易生氣的。此文不作自己以及他人之辨解雲。

       單是“東師入瀋陽”足以成立國難的，有九一八的《北晨》號外為証，其大字標題曰，“國難來矣”，洵名言也，國難於是乎真來了。別人怎麼說，不知道。各人可以自定一個標準──國家人民吃苦到什麼程度才算受難，──但既定之後似乎不便常常改變，有如最初以瀋陽陷落為國難，而到後來聽說××不要佔北京就要開起提燈會來，──那原是沒有的事，我嘴閒。至於娛樂，一切生活上非必要的事情屬之，如吃飯不是，而吃館子當是娛樂，在家中多弄幾樣菜，邀朋友閒話，算娛樂不算，似中央黨部尚少明文規定，今為節省紙墨起見，不再嗦。

       國難和娛樂的衝突只有一個情形，（在火線上送了命等等，當然不算。）假如人人都有一種應付國難的工作在手中丟不下，那就自然而然有點不暇頑耍勒──其實工作暫息，仍不免尋尋開心的，姑以不暇頑耍論。試問今日之下，我們有這種福氣沒有？

       於是國難自國難，娛樂自娛樂，若謂其中有何必然的連鎖，慚愧“敝人”未名其土地。就常情言之，有了國難，始有救國的口號，救國者教其難也。國家好比嫂子。嫂子啊呀入水，救她當然用手，不能託之空言，而用手是工作。故國難與娛樂假使會有衝突，必然在救國的工作上﹔否則國難只是一個空名詞，空名詞不會引起什麼衝突的。然而一切的工作本不和娛樂衝突，救國的工作，名目或者特別好聽點，安見得便是例外。娛樂可以促進工作的效能，而不妨礙它，這總不必讓教育學博士來開導我們的。反過來看，不娛樂只是不娛樂，也毫無積極救國，免除國難的功能，除非你相信吃素念《高王經》會退刀兵即使“四海遏密八音”，（伏下，自注。）也不能使人家的十一架飛機不來﹔何況“遏密”也不很容易哩。顛倒算去，“有國難就不娛樂”，這是既不能使它普遍，也不必要它普遍的，質言之，一種畸人的行徑而已。難能頗可貴，我不十分反對這種行徑。它是一種表示，一種心理上的興奮，或者可以希望有一點傳染性的興奮，以古語言之，振頑立懦。你就是麼？久仰久仰，失敬失敬！朋友，做這類事情總須得點勁才有意思不是？但得勁卻是不易。你先把什麼是國難弄清楚了，把什麼是娛樂也弄清楚了。譬如你覺得吃葷有點兒不必要，那就吃國難素﹔既認失卻某地為國難的起點，那末，在某地未光榮地收復以前，千萬別開葷。老先生，在這個年頭兒，不是小子擅敢多嘴，你頗有一口長齋的希望喲！我老早說過，這是畸人的行徑哩。以小人待天下，固不可為訓，逕以聖賢待之，亦迂謬甚矣。至於聽見飛機來了才趕緊“封素”，這種聞雷吃齋的辦法，敝人莫贊一詞。我說“不十分反對”，可見我不是一點不反對。是的，即使徹底持久吃起國難素來，我也有點反對的。這雖是個人的行為，也不宣傳，但也很容易使人覺得吃素就是救國工作之一，這又是宗教上，法術上的頑意來了，敝人不勝頭昏。前在某處談話，我們說東方人有種脾氣（不大好，似乎相信冥漠的感應，又喜歡把個人和國家相提並論，這遠不如洋鬼子。東方式的自殺，表面上似很可贊美的，其實沒有什麼道理。他總覺自己一條窮命太重要，重要得有和國家一字並肩的資格，所以不妨（不敢說他有意）把國事弄糟了，然後自殺以謝國人。這實在胡涂得利害，脾氣也很不善良。如這一回的事件，有個朋友說，“我們的當局應該在對日的和約上簽了字，然後一手槍自殺。”這原是隨便說的。若認和約非簽不可，被刺是意中也許是意表，自殺總之不必，冤。若認和約有損於國，那麼自殺只是中國多死了一個人。也不是什麼對於國家的補劑。吃國難素至於絕食，及停止一切娛樂，其根據均在自我中心論和一種冥漠的感應觀念上面。這是一種法術的類似，使人容易逃避對於國難及原因的正視，使人容易迷誤正當解決的方法，這有一點點的深文周內，未可知，但我確是如此說的。其另一點，便是“泄氣”。有了激烈的感情，必須給它一個出路，給了就平安，不給就鬧，今有至熱的愛國心於此，不使它表現實際救國的工作上，而使它表現在儀式上，豈不可惜，說到停止娛樂，不由得連想起喪事來。一家死了人，一家哭，一國死了人，一國哭。哭得傷心，哭得不錯。因為死生有命，“閻王注定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我們也只好用儀式之類表示衷心之哀悼，老實說，這是人類運命的暴露，決不是什麼名譽。假如科學上發明了返生香，還魂丹，那時親人正在咽氣，馬上給他弄活了，開了汽車去頑耍，豈不有趣，豈不比現在做兒子的寢苫枕塊，披麻帶孝強得多麼？今日國難之來也，明係人謀之不臧，並非蒼天之不佑，何必回過頭來，裝出這種□茸腔呢？

      國難期間停止一切的娛樂，若全國人民沒有熱情，是做不到的﹔若有，更是不該做的。所以我到底想不出國難和娛樂有什麼因果的關連，我更討厭“國難這麼嚴重還有心頑耍嗎！”這種道貌岸然的工架。我看雲生氣。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十一架日本飛機Visit北平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