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國（不僅僅是救國，一般的公眾事業皆然）並不成為問題，假如我們不需要。怎樣一種人方才需要救國呢？

       日常的生活幾乎絕對不需要救國之類的，這生活的光景可分為動靜兩面：靜的方面是保持現狀，只求平安。我要活著，我老要活著，無論怎麼樣活法我也要活著的，狗也罷，公卿也罷，神仙也罷，我要獨活著，雖有億兆的苦難，而死的若不是區區，何妨！再進一步，以千萬人的不得活成就我的獨活，這大概可以不活了罷？然而不然，據說還是要活的。這麼說來，求生之志，可謂堅逾金石了。等到事實上不能平安的時候可又怎麼樣？原來就算了。有些是有生之命定，有些卻也未必，例如帝國主義的槍彈等等，而其不介意也相若。轟轟烈烈的死是苦命，胡裡胡塗的死是福氣。我們只知持生（彷彿捧在手裡）而不知愛生，樂生，善生。我們特別怕死，卻算起來，我們死得比人家又多又快。動的方面是力圖進展，很想闊氣。我活著哩﹔要活得舒齊，活得舒齊了，要活得更舒齊﹔活得很舒齊了，還要活得再舒齊一點……到底有幾個“還要”呢？天知道！舒齊之極有如皇帝，似乎已沒得想了，他還在想自己永遠能如此不能（成仙）？還在想子子孫孫能永遠如此不能（傳代）？窮人夢裡變富了，富人夢裡就變豬，果然說不盡，然而也盡於此矣。這好像沒有例外。好壞之別只在手段上，不在目的上。有所不為謂之好人，無所不為謂之壞人。

       所謂國家之隆替，民族之存亡，與這種生活有什麼關係呢？看不出！不妨武斷地說，救國並不成為一個問題。果真成為問題，必另有其條件。

       說起來簡單萬分，知道世界上有“我”還有“人”，這就是條件了。在我以外打著了別人，這是做人以來頂重要的發見，影響之廣大繁多也非言詞能盡。它把我們的生活弄複雜了。它把我們的生命放大了。它使我們活得麻煩，困難，而反有意思了。它或者使我們明明可活而不得活，但這不活比活或者更加有意思了。

       捨己從人總是高調，知道自己以外還有別人的這種人漸漸多起來，只知道苟生獨活的家伙漸漸少起來，那就算有指望了。然而又談何容易呢！這在個人已需要長時間的、無間斷的修持與努力。吾鄉有諺曰“說說容易做做難”，此之謂也。重己輕人，貪生怕死，愛富嫌貧，人之情即聖人之情也，聖人何以異於人哉？（聖人只是做君子的最高標準。）無非常人見了一端，聖人兼看兩面耳。多此一見，差別遂生。孟子說“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有甚”也者多繞了一個彎罷了。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說，“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仁也者，多繞了一個彎而已。一個彎，又一個彎，這是使救國及其他成為問題的重要條件，即使不是唯一的﹔我確信如此。

       在所謂士大夫階級裡，睜開眼睛，淨是些明哲保身的聰明人，看不大見殺身成仁的苦小子，我竟不知道救國是一個問題不是，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在我們才會成為問題。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