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芳勸濟堂
創於光緒二十二年，尊奉關、呂、張、王四大恩主為主神，配祀有八卦祖師、福德正神。後面二樓奉祀金面關聖帝君、玉皇大帝、天上聖母、十二元辰星君及太歲星君。三樓奉祀三清三寶祖師。堂旨乃『勸眾行善，濟危扶困』。正殿內有一對花鳥人像石柱，採立體雕琢，造形甚美，為鎮堂之寶。內外殿木雕部分如神龕、神桌、樑、棟等，為國寶級民族藝師黃龜理先生壯年時期作品。樑棟油畫是油畫大師郭佛賜先生所作。
二樓之金面關聖帝君神像為全台所罕見，係由唐山分靈而來。頂樓純銅之關聖帝君銅聖像，於八十年完成，高達
勸濟堂之前身為光緒二十三年建壇逾石尾，奉祀關聖帝君，由於神威顯赫，成為金瓜石地區守護神。光緒二十六年仲秋，奉懿旨賜號勸濟堂，至光緒二十八年始建廟現址，民國七十四年冬於殿後始建臺灣首座純銅鑄造最高最重關聖帝軍銅像，
金瓜石的「勸濟堂」即百姓習稱的「祈堂廟」，目前坐落於瑞芳鎮銅山里祈堂路53號，背靠無耳的茶壺山(又稱獅石山)和半屏山的連峰，面前有金瓜石的三條溪(內九份溪、金瓜石溪、外九份溪)
，和大肚美人山遙遙相對，為傳統道教聖廟，是金瓜石地區重要的信仰中心。瑞芳的金礦直至清代才嶄露頭角，靠著金礦吸引人潮而成街區，是當時台北人口最密集的地方。金瓜石的開墾始自清光緒14年(1888年)先民入墾，遲至光緒20年大金瓜黃金露頭被發現後，湧進淘金人潮。瑞芳的礦山山嶺是所謂「金龍脈藏」的好地方，據說日治時期日本天皇乘船在海中，遠遠看見這山嶺，左峰出現一隻金獅，右峰則出現一個金瓜，皆光耀奪目，日皇見之即派人前去勘查，發現滿山全是金礦，遂派人開採，每日掘礦三噸，因此改變了日人當時的經濟，也湧進了瑞芳區的人口。
聚落的形成帶來了信仰，金瓜石三大廟勸濟堂、金福宮、保民堂，這些寺廟無疑提供了居民淘金的希望和離鄉背井的慰藉，成為聚落人民信仰的中心。由於開墾採礦是一頊危險性極高的工作，在礦山裡必須面對孤絕的地理和心理情境，加上日常物資的匱乏，進入礦坑還隨時要面臨氣爆、落盤等危險，這種種不安定的環境，使人們對於宗教的需求更是強烈，除了早期的「土地公廟」與「祈堂」，昭和8年(1933年)更建造了黃金神社(山神社)。
台灣有句話說「有庄頭就有土地」，在明治29年(1896年)五號寮建了一座石廟，號稱土地公廟(即今金福宮)，當時「石尾」也設一座供奉主神關聖帝君的神壇，這便是勸濟堂的前身，由私人管理。後來聚落隨著人口移入增加而擴張，關聖帝君庇祐住民安居樂業，因此信徒日益增加，後因邊陲地帶信徒朝夕上山參拜不絕，故於明治32年(1899年)，經信徒與創辦人黃家昆仲聚會協議，遷址「水管頭
」上「
赤牛仔頭寮」，改建草堂號為「乩封」，供奉關公、呂仙祖、張灶君、王天君四大恩主扶鸞濟世，從此由私人改為信徒管理
。「乩堂」於明治33年(1900年)仲秋，奉關聖帝君玉旨賜號「勸濟堂」，勸是善、濟是慈，勸人修善輔化人道，為國為友忠信，主張以道為國，以教化民，培養道德，得到正確目標的人生為宗旨。同年季秋請旨著作「如心錄」，分元、亨、利、貞四部善書。後又因香火日盛，難以容納眾多信徒的膜拜，乃於明治35年(1902年)今日大拜亭現址，興建一座規模稍大的莊嚴寺廟。關於最早建廟的任何相關資料照片，皆於勸濟堂檔案室中受潮損毀湮滅，加上年代久遠，故當時匠師聘任資料與原貌照片，沒能完整的保存。
昭和六年(1931年)，「後宮礦業會社」為擴張業務，在廟的前右下方擴建製凍廠，造成整個地層滑動，並牽動廟基地厝，勸濟堂龜裂毀損嚴重乃全部拆除。在北方士紳黃仁祥、簡深淵等發動下，鼓勵諸善信眾踴躍相獻，在今址重新改建前後殿，並增加了前殿兩邊辨公室、禪房、廚房，及廟後的花園。此次改建是由廖石城先生負責工程策畫與設計，依木柵指南宮格局建造，與指南宮同等規模，當時廟方總務吳秋銓先生，聘請了日後的國家民族藝師黃龜理負責前後殿重要花部及神龕、神棹之設計與雕作，洪坤福嫡俾弟子姚自來製作交阯與剪黏。興建前後殿，配祀八卦祖師、福德正神、關聖帝君、玉皇大帝、天上聖母、二元辰君、太歲星君及三清三祖師等。整個重建工作前後歷時四載，於昭和10年(1935年)乙亥蒲月良辰完工。
勸濟堂於民國41年至63年(1952~1974年)陸續整修保存，彩繪由現任總
幹事鄭金木先生經過審慎評估後，聘請匠師郭佛賜承作，保留了古色古香的作品，可惜其中有多數的交阯與剪黏因遭損毀而換新，所幸木雕除了煙壎之外，大都保存完好。為了開放觀光，便利信徒上山參拜，於民國64年(1975年)8月開闢景明路，更方便對外的交通聯繫。民國72年(1983年)拆建左右木造廂房為水泥樓房，繼又在前殿庭院興建大拜亭，及鐘鼓樓各一座，於次年全部完工。74年(1985年)乙丑杪冬於正殿後方興建後殿，二樓供奉台灣罕有的金面關聖帝君，係於民初自唐山恭請而來，另供奉了玉皇大帝、
天上聖母、十二元辰星君、太歲星君，三樓供奉三清老祖。供奉神像的傳統材質自古有「一紙、二上、三木、四石、五金」的說法，金屬製神像多為銅鑄或純金打造，勸濟堂屋頂即塑造高
歷任堂主
勸濟堂在明治33年(1900年)由「乩堂」奉玉旨改為「勸濟堂」，地方鸞堂冠上廟宇的名稱，成為公開的扶鸞之所。最初勸濟堂的管理人，一直穩定的在黃家手中，直到昭和12年(1937年)，均由家族三兄弟共同支持鸞堂。黃春、黃從到其弟黃仁祥的管理，黃家兄弟一直是瑞芳地區的重要精英之一，掌握了許多資源，因此勸濟堂整修時，都是由黃家兄弟發起主導，黃家主要經營煤礦業與雜貨業，除了掌握瑞芳和鶯歌的礦權，在金瓜石地區，還掌握了米、酒、糖等民生物資的供應，黃家兄弟都習過漢學，黃仁祥還精通日語，與日本人相處融洽，所以日本礦業公司也捐助許多錢贊助勸濟堂，黃仁祥對勸濟堂的貢獻是最多最久的，在勸濟堂山川門後石柱中，可見其所做的對聯，別具思古之幽情。民國69年時，由熟悉黃家兄弟的唐羽為其撰寫謳思碑，目前立於勸濟堂的右前方，感念黃仁祥對地方與勸濟堂的貢獻。勸濟堂歷任堂主均由地方重要人仕擔任，負起出資興修廟宇、徵收丁口錢、參與廟宇慶典活動，或重要慶典出資酬神戲等等。前兩任為黃春、黃仁祥兄弟，第三任堂主是簡深淵，第四任為簡金傳，簡金傳目前高齡87，居於板橋，對於廟中的大小事只有視察，其餘均交由總幹事鄭金木先生負責。另在廟中服務的人員，大都是附近虔誠的信眾，他們多是台金公司或台電的退休員工，熱心參予廟中的任何活動，他們認為這是權利，也是義務。
乩堂與扶鸞
「鸞」始於春秋時期，即周平王東遷洛邑時，王命不行，五霸內亂，朝內外高等學府，藉以聽問天機和施政要事。當時設立者甚多，無論學府或政界，且寺觀到庭林立。但「鸞」只風行了六十年，至周莊王元年，齊桓公重用管仲稱霸期間，漸漸消息，久之無跡無蹤。到了東漢光武帝時，才又由當朝的王公貴族，發起揮鸞聽問國政，其最盛時期，巧遇日本遣使入朝進貢，發現聖鸞妙機莫測，回國後消息傳出，即受到幕府重視，派遣廿四名學者前來學藝。魏晉之時，文人世子利用扶鸞預測考題與功名，扶乩因而興盛，鸞的復興自漢代直到永元年代，後又漸漸衰退。到了宋太祖開寶年問，宋滅南漢期問，鸞又再度甦生起來，一直盛行到嘉定年間，成吉思汗出兵攻打金國時期，便是鸞最興旺的年代．清末以來由於台灣的經濟發展，促使台灣從移民社會轉型為文治社會，部分士紳便創設鸞堂宣講儒家聖道，於是扶鸞性質轉變成度災解劫，挽回世道、救災救劫的思想理路為主要動力。台灣鸞堂是透過文人、世子、商人，在清末民初時傳進台灣，鸞堂標榜的三大任務，分別是著書、宣講和濟世，神明的施方濟世，正滿足一般民眾心理或身理上的需求。「鸞堂」又稱「儒宗神教」，其信仰主神鸞堂成員稱之為「恩主」，因此有學者以「恩主公崇拜叢」名之。所謂「恩主」，為鑾堂的特殊用語，是「救世主」的意思。因為主持鑾堂的人，相信所奉神明能夠拯救世人而稱為「恩主」。在台灣被祀為「恩主」者，並不僅指一神而已，如稱「孚佑帝君」為「呂恩主」，即八仙之一的呂洞賓，亦有稱李鐵拐為「李恩主」;關聖帝君、孚佑帝君和九天司命真君三者，合稱為「三聖恩主」，而勸濟堂的四聖恩主公信仰是關公、呂仙祖、張灶君、王天君四大恩主，主祭神是關聖帝君。關聖帝君俗稱「關公」、「關老爺」，台灣許多廟宇所奉祀的「恩主公」，其實就是「關聖帝君」。日治初期鸞堂在澎湖廳、宜蘭廳、台北縣均甚流行，後來鸞堂更加盛行，主要與吸食鴉片有關係。「降筆會」主張:日本人經營台灣主要的財源包括鴉片，鴉片為進口物資的第一位，影響人民身心甚巨，台灣人只要戒除吸食鴉片的惡習，日本政府必定會因經濟因素而撤離台灣，於是降筆會在民間盛行起來，幫助勸導戒菸活動。從清末日據時期的鸞堂發展可以看出，士紳利用神道設教的方式，組織鸞堂，著作鸞書，透過定期的宣講教化，將儒家的觀念推廣到民間，強化了中國社會的同質注，在這過程中可以得知台灣儒家已有宗教化的趨勢。期間宜蘭地區最有名的「喚醒堂」分香出新竹的「宣化堂」和淡水的「行忠堂」，此後兩堂鸞生將鸞法遍傳台灣許多地方，瑞芳最早的鸞堂，就是出自清代金包裡堡淡水行忠堂體系，即是勸濟堂的前身。瑞芳金瓜石鸞堂的起源，主要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日治時期瑞芳支署設立之初，金瓜石莊內人黃春及其弟黃查某，為鸞生，替徒扶鸞降筆，施方治病、戒菸等工作，後來便建立了鸞堂。另一種說法是根據勸濟堂鸞書記載，明治33年(1900年)由黃春、黃從兄弟建立，主因其兄弟有心濟世，建立鸞堂判症施方，鸞法的來源，則是向滬尾奎柔山莊鸞堂習得，由行忠堂堂主李宗範叔姪傳習鸞書，兩兄弟建立鸞堂並著鸞書《如心錄》。金瓜石、九份地區許多廟宇是以起乩開始，礦工參與扶乩問神，主要是希望神明能夠給予指示富礦所在，故托鸞生或扶乩的事情，在礦工間十分流行，鸞堂因能滿足各階層人的需求，而成為人民精神的寄託。在勸濟堂建廟同時，九份也興起兩家鸞堂，分別是「勸忠堂」與「勸守堂」，而九份聖明宮也是因1937年產金景氣大好，在偶然的情況下，由勸濟堂關聖帝君承鸞乩示，要求由金山香壇分香，在金礦山弘法濟世。但勸忠堂堂主似乎無法像勸濟堂黃家兄弟一樣，與日本維持友好關係，在皇民化運動時期，勸忠堂持續被查禁，直到1948年才建立自己的廟宇。
鸞堂與鸞書
鸞書是由神聖仙佛，藉人所持的桃枝，在沙盤上寫字(正鸞生)，由一人報字(唱鸞)一人筆錄，整個過程稱為扶鸞。藉著扶鸞儀式，人們認為可以和神意做直接的溝通，所以鸞書是非常重要的權柄，因為這是神靈附體得來的。所載錄者稱為乩文，結集成書則為「鸞」。鸞堂所造的鸞書往往也記錄了當時的活動概況，鸞書的收集有助於研究寺廟的歷史及當地的社會人文活動，《如心錄》是勸濟堂重要的鸞書，分元、亨、利、貞四部，其中內容雖不算是正式文書，卻對改正社會風氣有勸化矯正的功能。黃春在明治34年(l901年)去廈門購買鸞書分給信徒，善書印行是聯絡信徒與拓展信仰最重要方法，善書的宣講對庶民道德價值觀的確立不可忽略，早期常民識字率不高，善書的內容，透過廟宇雕刻、廟公說書、士紳宣講傳播。鸞堂一直是傳統道德倫常的擁護者，對地方士紳而言，不僅是傳承和文化的象徵，也帶有民族主義的色彩。另一本《關聖帝君覺世真經》又稱《覺世經》、《覺世寶訓》，是勸濟堂關於關公的重要圖書，成書年代不詳，一般認為是清初，相傳康熙七年(1668年)夏，降乩於沃鄉之樁園，授之王貞吉等，皇帝親自製序。《覺世經》是關帝降筆的訓示之語，撰作要旨使世人醒悟，俾知改過遷善，是關帝善書中，流通最廣的一部。善書之所以普及，主因它採取詩與小說的書寫方式，比起學究式鋪衍辯證的宗教學與神學，來得真實具體、生動有趣，對經文既有文字註証，也有繪圖解說。一般認為關帝信仰，能夠到達偏僻的村落，成為普遍信仰，其普及程度，及至今村民仍對關帝持有誠篤的信仰，這些都不能忽視「說書人」和「講善書人」，流動於鄉村所產生的影響。關公是台灣民問主要的祭神之一，長久以來，漢人社含各階層對於關公皆尊崇有加，而儒釋道三教亦爭相崇祀關公，使其逐漸發展成為全國性的神明。《台灣省通志》中記載，台灣地區奉祀關聖帝君，開始於延平郡王鄭成功，其關公的忠義千秋多所褒揚，這對鄭氏當時反清復明，教國救民的心懷，別具鼓勵和啟發之意。《台灣省通志》另提及:「國人祀關公為武廟，以與文廟並稱，濫殤自唐代，歷宋、元、明、清而不衰。台民對關公之信仰，寬以關公忠義之氣，蘊之于人心，擴而充之，以放發其民族意識，而激動其忠愛國家之精神，蓋有足多者。」今世上凡華人所到之處，多有關公信仰之存在，可謂源遠流長而無遠弗屆。日治中期，大正四年(1915年)發生西來庵事件，導致日警對鸞堂採取嚴格的處理態度，昭和12年(1937年)推行「皇民化運動」後，台灣民間信仰與宗教活動受到打壓，鸞堂大幅萎縮。戰後鸞堂成立的高峰期1945~1974之間，之後因為鸞堂已經趨於飽和，擴張不易，後因各種新宗教團體出現，，彼此之間競爭激烈，加上教育環境改變，新式教育取代私塾古籍教學，老一輩的鸞手日益凋零，能熟悉運用傳統古文的人越來越少，正鸞手培養日益困難。另外，社會型態由傳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商社會，價值觀與生活型態的改變，鸞堂堅持傳統道德倫常的思想無法吸引年輕一輩的參與，諸多因素皆不利鸞堂發展，故目前勸濟堂已無扶鸞的活動。
地址:台北縣瑞芳鎮銅山里祈堂路53號